赵长娟，李诗争，丁忠明
（安徽财经大学a.发展规划处；
b.金融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据教育事业统计，2022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9.6%，这一数据表明中国高等教育继2019年正式迈入普及化阶段后继续稳步发展。目前我国共有2700 余所地方高校，占全国高校总数的九成以上，其中地方财经类高校以其独特的学科优势和鲜明的行业特点为社会发展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概念也从经济领域延伸到高等教育领域，成为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重要发展方向。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单独成章进行一体部署，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更加突出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以教育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然而，在地方财经高校的发展过程中，学科特色趋同、高层次人才缺失、学科布局不合理、管理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支持性文件，引导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变。从当前相关文献来看，多数研究主要围绕重点学科和一流高校的建设经验和案例分析展开，对于地方财经高校的研究仍然不足。随着经济社会和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影响中国高等院校战略布局的因素也变得更为复杂。如何立足国家整体战略布局和地方经济发展要求，建立高效合理的管理机制和培养机制，探索适宜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
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不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显示，截至2023 年6 月15日，除教育部直属的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其余均为地方财经高校。
在国家首轮建设的465 个一流学科中，共有39 个经管类学科入选，约占总建设学科数的8.39%（如表1 所示），与理工类学科存在较大差距。在这39 个一流经管类学科中，仅有4 所教育部直属财经类高校的2个学科入选①分别为上海财经大学的统计学、中央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应用经济学（自定）、西南财经大学的应用经济学（自定）。，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虽有一流建设学科，却为非经管类学科的法学。除此之外，尚无地方财经高校的相关学科入选。由此可见，经管类学科在一流学科建设中处于边缘位置，地方财经高校面临的发展态势更加严峻。
表1 经管类一流学科统计表
由于第五轮学科评估结果未正式公开，从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来看，财经类高校A 类学科数为19，仅占全国高校A类学科总数的2.7%，经管类学科的总体建设发展水平较为薄弱。如表2所示，地方财经高校中仅有东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和浙江工商大学的6个学科入选为A类，且其中5 个学科为A-档。而占全国财经类高校总数约10%的部属院校却拥有近70%的A类学科，地方财经高校与教育部直属财经类高校间存在显著差距。
综合首轮一流学科建设和第四轮学科评估情况来看，经管类学科的建设总体来说较为薄弱，与理工类学科建设差距明显。而在财经类高校之中，教育部直属财经类高校的发展优势较为突出，地方财经高校的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
“制度逻辑”（Institutional Logics）这一概念最早由Alford & Friedland（1985）引入制度理论的研究，它指的是社会层面的文化、信仰和规则，可以塑造行为主体的认知和行为[1]。这一概念最早被应用于社会学领域，后来逐步被引入组织行为的研究。制度逻辑关注了组织和场域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且认为各层级都具有部分的自治性，即组织并不仅仅受单一主导逻辑的影响，而是处于一个多元化、碎片化的复杂环境。多元制度逻辑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组织或个体行为差异性的产生，进而驱使着制度变迁的不断发展[2]。
针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变迁和建设需要，不少学者已经从多元制度逻辑视角展开了相关分析。基于中国高等教育“后发外生型”和“集中管理型”的制度逻辑特征，阎凤桥（2016）探讨研究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目标脱序现象，指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内涵无法通过跨越式发展轻易取得[3]。胡德鑫（2019）综合利用多元制度逻辑与高等教育系统三角模型①该模型最早由Burton R.Clark（1983）提出，旨在利用由国家权力、市场以及学术权威组成的三角协调模式分析考察高等教育系统的整合。对中国“双一流”战略开展研究，认为我国的“双一流”建设要努力协调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学术逻辑间的关系，同时也要重视外生性逻辑的影响[4]。值得注意的是，地方高校在“双一流”战略背景下陷入了一定的发展困境。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有关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制度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地方财经高校却鲜有制度学者研究。本文借鉴Thornton（2012）划分当代西方社会核心制度逻辑的方法，通过文献梳理和数据收集，构建了如表3所示的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制度逻辑分析框架，其中外部逻辑包括地方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和区位逻辑，内部逻辑则主要表现为组织逻辑。本文的主要目标是从多元制度逻辑视角出发，利用其全面性和综合性优势对地方财经高校的高质量发展进行探讨，以期厘清这一过程中各制度逻辑的作用机制，进而为地方财经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思路借鉴。
表3 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制度逻辑分析框架
（一）政府逻辑
政府逻辑指的是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规范高等教育秩序、推动高等财经教育发展过程中实施的宏观决策和制度安排。该逻辑主要围绕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展开，重点聚焦其所提供的财政支持与非财政支持，是我国高等教育建设历史变迁中的主要驱动力量。各地方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在中央政府颁布的教育政策领导下，对本地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开展综合考量，依据地方特色出台不同的教育政策，并在高等教育组织内部形成一定的偏好合法性决策行为[5]。
1.财政支持
财政支持是政府逻辑的突出表现之一，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主要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划分，财政拨款是高等财经院校经费的主要来源。作为中国高等财经教育的主力军，中央部属财经高校的建设经费主要来自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其良好的教育基础和科研条件充分保障了科研经费的利用效率，有助于帮助中国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时代抢占优势地位，进而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6]。
《高等教育法》指出“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高等教育事业，管理主要为地方培养人才和国务院授权管理的高等学校”，然而在高等财经教育建设过程中，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倾向于将财政资源投入到基础优良的部属大学。财政支持力度的倾斜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地方财经高校的财政预算，进而造成地方财经高校的校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和生均公共财政预算经费的相对不足，制约了地方财经高校的发展。这一财政支持力度差异的存在，恰从侧面印证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对推动地方财经高校发展的重要性。此外，受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定位和学科门类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各地方财经高校实际获得的财政支持也存在明显差异。
2.非财政支持
除政府财政支持之外，非财政支持也是影响地方财经高校建设的重要因素，涉及法律、监管、评估等多个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高等教育受计划经济体制和国际环境的高度影响，实行了高度统一的集权治理模式[7]。高等院校严格遵循政府的各项决定与指示开展活动，除人事、财务等管理领域外，政府通过设置学科专业、制定教学计划、改革教学制度等方式对高等院校的教育教学领域也进行了集中统一领导[8]。在政府逻辑的科学指导下，“211工程”和“985工程”稳步推进，推动了高等教育领域重点学科的快速发展。随着“双一流”战略正式展开，我国高等教育拉开了分类管理、特色发展的序幕。
受集权治理模式以及高校身份固化的影响，高等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日益加剧。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地方政府逻辑相较中央政府逻辑所提供的支持更为重要。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财经高校拥有更为直接具体的管辖权，其采取的计划、管理、评价等相关政府行为能够在各地方财经高校内部延续。这不仅为地方财经高校的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也为其连续性办学提供了保障。首先，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地方政府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管理地方财经高等教育的法定职能，使其能够通过相应的行政管理对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引导，逐渐完善高等教育立法，实现依法治教目标；
其次，为了保证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开展合理规划和科学布局，并为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做好顶层设计，从宏观上对相关公共事务进行指导；
最后，在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下，采取教育评估和监督等手段，保障了地方财经高校发展战略选择的合法性，有利于地方高校高质量发展。
（二）市场逻辑
市场逻辑指的是地方财经高校为了满足自身发展需要而自发形成的尊重市场规律的行动机制。在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逻辑成为影响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新兴力量。由于市场逻辑看重知识的交换价值，且受自身利益的驱使程度较高，因此地方财经高校如何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生存和发展机会是市场逻辑在组织目标层面的实例化。
1.竞争机制
市场逻辑强化了地方财经高校与中央部属财经高校间的竞争机制，主要表现为生源竞争、资源竞争、师资竞争等。一方面，市场逻辑中的逐利行为将导致资源更加青睐富有资源优势的中央部属财经高校，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性；
另一方面，竞争机制的引入也使得地方财经高校改革进步的积极性有所增强，同时倒逼其不断调整、优化发展路径，进而推动了地方财经高校整体发展质量的改善。
首先，受高校身份固化的影响，加之对未来就业市场依据学校层次进行人才“筛选”这一现实因素的考量，学生角度的竞争机制在入学环节显得尤为突出，大大加剧了地方财经高校在生源质量方面的差距[9]；
其次，专项资金和科研经费的分配不均使得“双一流”建设高校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同时也为其他资源利益的获取提供了便利；
最后，由于等级地位高的教师拥有更多象征性和物质性资源的选择权，因此有关师资力量的争夺也是地方财经高校发展过程中竞争机制的重要表现[10]。
2.培养质量
培养质量是市场逻辑的又一表现，主要体现在毕业生薪资水平和就业层次两个方面。毕业生发展是高校的生命，持续而稳定的高素质的毕业生，是维系一所高校的信誉和品牌的根本所在。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统计，2019 年至2023 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连年增长，分别为820 万、874 万、909 万、1076 万、1158 万人，人才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日益凸显，毕业生就业竞争日益激烈。对于高校毕业生而言，薪资水平指的是高校毕业生在劳动过程中所获得的劳动认同程度，是对高校毕业生自身社会能力评价的重要指标。行业就业层次变动与毕业生就业供给层次呈同方向变动，而科技水平的重大进步，是影响就业层次的重要影响因素。
（三）社会逻辑
社会逻辑指的是地方财经高校与社会环境间的交互机制，解释了高校由“象牙塔”向“社会轴心”的转变过程[11]，主要涉及地方财经高校与政府、地方财经高校与兄弟高校、地方财经高校与研究机构、地方财经高校与企业四个方面。交互指的是事物间存在的双向交流，强调正向促进与优势互补。在社会逻辑视角下，地方财经高校依据社会需求和教育环境演进，开展相关发展规划，为区域发展提供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坚实的人才支撑，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1.与政府的交互机制
政府与地方财经高校交互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以二者清晰的角色定位为前提[12]。政府是这一交互机制的主导者，也是推动地方财经高校发展变革的参与者和支持者，能够通过行政法规、财政拨款、发展规划等方式引导地方高校变革发展。同时，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对地方高等财经教育的公平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相比之下，地方财经高校则在该交互机制中主要扮演着政府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其办学活动参照相关政策有序开展。此外，地方财经高校还可以凭借其丰富深入的专业知识积累，通过专家咨询会和纵向课题等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2.与兄弟高校的交互机制
地方财经高校处于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弱势位置，面临着激烈的外部竞争，与兄弟高校构建战略联盟日益成为地方高校的前瞻性选择[13]。这一交互机制打破了地方财经高校以往封闭发展的模式，在战略联盟内部形成了横向联合，实现了办学优势的互补和教育资源的共享，进而形成了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双赢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各地方财经高校间的交互机制应当秉持着优势互补、自愿互利、灵活自主、平等尊重、兼收并蓄等原则，避免合作流于同质化、形式化、单一化和碎片化[14]。
3.与研究机构的交互机制
地方财经高校与研究机构通过资源优势互补实现了协同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在工业经济时期，高校与研究机构的知识研究较为分散，二者通常独立发展，合作的缺乏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的重复配置，降低了研究效率[15]。随着知识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协同效应也不断增强，二者在区域内的合作不断扩大。地方财经高校与研究机构的交互机制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征，分别为优势互补和资源依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知识共享和提升效率，由于该交互机制大大降低了知识创新的不确定性，加之知识溢出带来的正向影响减少了市场失灵，因此高校与研究院所的合作日益紧密。
4.与企业的交互机制
地方财经高校与企业的交互机制指的是双方凭借资源优势开展的双赢互动，有利于实现优势资源的交换与整合。企业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单元，与地方财经高校存在紧密的互动关联。一方面，地方财经高校不仅为企业输送了专业知识扎实、实践能力丰富的高素质毕业生，教研人员的校企交流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
另一方面，企业为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优良的实践基地和实践导师，加强了地方财经高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联系。此外，企业为了满足技术进步的需要，往往通过设立基金和捐赠物资等方式鼓励地方财经高校开展相关研究，拓宽了地方财经高校科学研究的物力财力来源，实现了高校科学研究向社会生产力的转变。
（四）组织逻辑
组织逻辑指的是地方财经高校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点而形成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和活动安排。该逻辑从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出发，将地方财经高校视为传播知识、探求真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化组织，同时强调了学校的权力架构和工作程序，具有突出的自由性、纯粹性和非功利性特点[16]。受制度逻辑“合法性”需求的影响，地方财经高校往往在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学研究、管理模式、校园文化和办学条件等方面寻求进步，以期满足学术、育人、管理与实践的多重需求。
1.师资力量
师资力量是地方财经高校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的重要保障，也是维持其办学质量的软实力，教学作为高等院校的中心工作与首要任务，决定着高等院校同其它社会机构、社会组织之间的根本区别[17]，位于教学主导地位的师资，则是地方财经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力量。当前地方财经高校师资队伍建设通常存在着行政色彩浓厚、人才流失严重、师生比不足等问题。受办学层次和学科设置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优秀人才往往倾向于选择学科优势突出、薪资待遇丰厚、社会影响力强的中央部属财经高校，地方财经高校吸引高质量顶尖人才的难度较大。
2.学科与科研
由于高等院校承担了大量教学之外的研究工作，科研成为大学的另一重要职能。这一观点最早由柏林大学创始人Humboldt 提出，柏林大学将科研融入教学过程的创新具有划时代意义，大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也是知识的创造者[18]。在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中国大学的科研职能发展较为曲折，直到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1 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才在科研领域实现了迅速发展。伴随着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重科研、轻教学”偏向日益突出[19]。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通过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提高教育治理水平，坚决克服重科研轻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由于不同类型和层次的高等院校在科研方面各有侧重，因此对于地方财经高校而言，仍需在夯实科学研究队伍、提高科学研究水平、提升科研方向与社会需要的契合度等方面继续探索。
3.学校管理
与政府逻辑视角下的政策支持不同，组织逻辑视角下的学校管理主要表现为高校自主权的发展。大学治理一定程度上由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权力运作所决定，该组织在高等教育的基础工作中占有权力地位[20]。由于中国现代大学并未经历西方大学的大学自治阶段，因此在组织治理方面存在一定缺失。随着改革开放对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入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也实现了逐步变革，在学校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如成立学术自治组织、开展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建立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人才激励政策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升了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实现了高校内部行政管理权力与学术管理权力、民主管理权力的共同发展。
4.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是高等学校内部独有的文化氛围，主要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大学核心竞争力的源泉在于文化，一经产生就能形成持久的影响力[21]。物质文化是校园文化中具体有形的部分，如建筑风格、主题雕塑、文化空间、绿化景观等，为地方财经高校发展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也对地方财经高校的人才培养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制度文化是总体校园文化建设的基础与保障，主要包括地方财经高校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与行为规范，能够保障地方财经高校的教育质量、促进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激励师生积极向上。精神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核心内容，培育了师生的凝聚力和共同认知，为地方财经高校发展营造了具有渗透性和感染力的无形文化氛围，促使各地方财经高校在发展竞争中保持生命力和感召力。
（五）区位逻辑
区位逻辑指的是客观地理位置与地方财经高校间的紧密关联与循环机制。由于地方财经高校是其所在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区域客观条件会对高校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一方面，地理优势与经济水平为地方财经高校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环境；
另一方面，地方财经高校也为区域发展输送了优质人才、先进技术与发展思路，从而一定程度上起到巩固地理优势、反哺地方经济的作用，实现二者的良性循环。
1.地理位置
中国高等院校具有明显的地理分布特征，即在富有地理优势的区域集聚。从行政区域来看，本科院校的区域集聚现象与行政层级呈正相关关系，越往上层则高校的分布就越多，而中小城市的高校分布极为稀少[22]。从自然地理优势来看，东部沿海及平原地区的地方高校集聚现象更加显著。对于地方财经高校而言，东部地区所拥有的地方财经高校是西部地区的两倍之多。一方面，地方财经高校在地理条件优越地区的集聚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资源在区域内的利用效率，增加高校间的沟通交流机会，进而吸引更多的生源与师资；
另一方面，基于地理优势的集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等教育领域行政层级分权的推行，且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在空间地理位置的合理分配，造成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失衡。
2.经济水平
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与教育水平往往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来看，随着世界贸易中心和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转移，经济中心的不断变化带动了高等教育中心的发展，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先后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形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向经济水平发达地区的流动速度日益加快，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高校发展的辐射效应也愈发显著。例如，位于区域经济中心的深圳和青岛以其经济优势吸引了众多重点大学前来异地办学，其优越的经济水平为地方高校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与物力保障。
由于经济水平、文化传统和现行高校制度的差异，该五种制度逻辑对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有着不同的影响机制，各制度逻辑之间的交织增加了多元制度逻辑环境复杂性。政府逻辑作为对大学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主导力量，对高校发展的制约最大。主要表现是，政府与高校的关系虽然在法律和政策上已经明确界定，但在实践中却表现出行政权力的“无限性”。社会逻辑与区位逻辑成为影响地方财经高校办学行为选择的重要力量，市场逻辑与组织逻辑的高度融合和互动是地方财经高校发展的重要特征。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产业收入排名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进入了全球产业排名前100。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高校市场逻辑与组织逻辑的互动和融合更加频繁和密切。如今，学科间的逐渐分化、传统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矛盾日益凸显、企业运作式的大学组织管理模式的形成，已经成为市场逻辑影响地方财经高校发展的重大特征。市场逻辑所追求的“竞争”机制与政府逻辑的“控制”模式进一步结合，影响了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作为一个参与主体多元、行动机制复杂的系统性组织，地方财经高校在追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应对新的挑战，以往关注单一主导逻辑的制度理论已经无法提供全面合理的指导与借鉴。通过梳理和分析，本文得到影响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制度逻辑，如图1所示。制度场域内的各个逻辑促使着相关制度不断作用，共同推动着地方财经高校的高质量发展。
图1 影响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制度逻辑
第一，在涉及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五种制度逻辑中，市场逻辑作为推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兴力量，正与强调应用价值的社会逻辑共同向制度场域中心迈进。
第二，地方财经高校系统内部的组织逻辑从教学、科研、治理和文化角度不断优化着自身的发展模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第三，政府逻辑的支配作用仍然影响深远，且客观存在的区位逻辑也无法轻易跨越，能够促进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制度逻辑尚未实现兼容与平衡。
实现地方财经高校的高质量发展，应从多层级和多角度出发，运用“上下呼应”和“内外结合”的发展方略，即低层级的行动目标与高层级的行动目标达成一致，内部逻辑的行动方法与外部逻辑的行动方法保持协调，从而努力实现各制度逻辑的兼容与平衡。
首先，由于地方财经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是一项流程复杂、范围广泛的大型制度变迁，因此无论是作为外部逻辑的地方政府逻辑、市场逻辑、社会逻辑、区位逻辑，还是高校内部的组织逻辑，都应就行动目标达成一致，然后再采用各逻辑所具备的优势条件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其次，在明确地方财经高校高质量发展相关的多元制度逻辑基础之上，应努力探索各制度逻辑之间的竞争边界与合作边界，掌握多元制度逻辑在各层级间的动态发展和机制演变，并通过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激发市场活力、提升高校自主权等方式，实现多元制度逻辑间的有机结合，推动地方财经高校的高质量发展。最后，由于多元制度逻辑的复杂性和碎片化特点，各地方财经高校要牢牢把握自身的发展特色，在演变机制的普遍规律之下探寻影响自身发展的关键制度逻辑，进而形成个性化发展路径，不断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走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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