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东
(西北大学 历史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2021年,民国时期殷墟发掘重要参与者石璋如所著《殷虚发掘员工传》(以下简称《员工传》)出版[1]。是书根据石璋如20世纪30年代的田野手记整理,详细记载了1928至1937年间,参与15次殷墟发掘的101位民工与46位史语所职员的日常生活与学术事迹。其中,有关101位考古民工的记载,除零星见于《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董作宾先生全集》《徐旭生日记》《夏鼐日记》等史料外,均系珍贵的独家史料。
考古工作中形成的各类材料,是考古学史的基本史料。然而,目下考古学史成果对《员工传》的关注相对有限①,该书大量有关考古民工及殷墟发掘期间社会生活的记述,没有得到充分利用②。究其原因,主要源于目下考古学史书写主要基于学科史或学术史视角。学科史视角下,考古学史重在梳理讨论考古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发展史;学术史视角下的考古学史,则主要关注考古学与近代学术发展变化间的互动。因而目前对《员工传》的利用,主要是梳理该书所载考古学家的学术活动③。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史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与视角,开始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社会史注重自下而上地审视历史发展进程,从社会的细微之处重审宏大叙事。此后,不仅社会史研究本身快速发展,社会史视角亦融合入学术史研究之中。2000年出版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丛书《史学卷》,即注重“从社会视角观察,注重学科的发展演化及其与社会的互动”[2]。近年来学界更是开始思考“多维度地研究学术与社会之间的互缘、互动,重视学术史的民间脉络和变易性”,提出“学术社会史”概念[3]。Trigger在《考古学思想史》中也指出,在书写考古学史时应注意到,考古学研究受到“考古学家生活和工作的社会情境”的影响[4](P10)。
视角的转换,往往能够激活“旧史料”中的“新内容”。社会史视角下,能够充分发挥《员工传》有关考古民工及相关记述的史料价值。由是,本文将思考以下三个问题:一是以往考古学史书写为何基于学科史或学术史视角?二是关注考古民工及其社会生活,从社会史视角出发书写中国考古学史为何必要、何以可能?三是社会史视角下的考古学史,与学科史、学术史视角下的考古学史有何关系,如何打通两种不同的考古学史书写路径?
中国考古学史的诞生,正伴随着现代中国考古学的发轫。由是,1949年前的中国考古学史书写,事实上是在现代中国考古学尚在起步之时就着手回顾其“历史”。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1926年梁启超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讲演中,首次对“中国考古学”做了历史回溯。然而,文中所谓的“考古学之过去”,本质上是“金石学之过去”,整篇讲演只见北宋欧阳修以降的金石著录成绩,却几乎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发掘[5]。当然,这一方面源于梁启超没有田野考古经历,另一方面则应注意到此时中国尚无大规模发掘实践,仅有安特生仰韶发掘等极少数科学考古活动,中国人掘出的田野第一铲——李济的西阴村发掘,只比梁启超的讲演早一周。对于梁启超的讲演,李济此后在课上不无揶揄地对学生说:“这是中国人的所谓考古学”[6](P171)。换言之,梁启超所言的考古学,在李济看来基本与现代考古学无涉。
这一时期还有很多类似的考古学史著述,最著名的当属卫聚贤的《中国考古小史》和《中国考古学史》。学界一般认为,卫聚贤并不能被视作“考古学家”。虽然他在山西做过发掘,甚至对良渚文化的发现有所贡献,但他发掘缺乏科学考古的基本要素,所预设的目标也是天马行空,以至时人为其送上“卫大法师”的雅号[7](P199)。至于其考古学史著述,更接近于扩充梁启超“金石学著录成绩”,无怪乎李济在《中国考古小史》序言中为替该书张本,强调考古学存在“旧学根底”,而一笔带过李素来重视的“自然科学”[8](P119)。
李济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发表在民国时期发行量最大的通俗刊物《东方杂志》上,这一点暗示李济撰写此文时的目标,是向考古学的外行人解释何为现代考古学。文中,李济不再将重点放在北宋以降的金石学,而是以“三期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破题,回顾了安特生仰韶发掘,以及殷墟发掘、周口店发掘的成绩。李济此文篇幅不算长,更像是中国考古学史漫谈。该文之所以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因为李济向公众介绍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9](P325),借此反观卫聚贤等人的“考古学史”,则更像是“金石学史”。
民国时期,李济等考古学家正忙于田野发掘以创立中国考古学,而梁启超、卫聚贤等学者在中国考古学是什么尚未搞清楚之际就动手做中国考古学史,往往是为了向考古学界之外的读者介绍何为考古学。基于“正本清源”的中国学术传统,对中国考古学这一学科的介绍,自然而然地会从“中国考古学史”中带出。这一点,决定了最初的中国考古学史书写基本上采取学科史的视角,聚焦考古学科的发生发展。
195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此后田野调查发掘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考古学由“起步期”迈入“初步发展期”[10](P2-6)。
1956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内部刊印了学习教材《考古学基础知识》,其中由徐苹芳主笔考古学史部分。徐苹芳在撰文时,部分继承并创新了梁启超首开的“北宋以来考古成绩”思路,在宋元明清“金石学”之后增补了近代的考古成绩。该书的一大创新,是分析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背景,并划分近代考古学的发展阶段[11]。受徐苹芳此文的影响,此后的中国考古学史书写基本上形成了一个范式。首先,考古学史往往附属于《考古学基础》《考古学理论与实践》《考古学辞典》等考古学通论性质著述中,作为考古学家向考古学新手学生解释“何为考古学”的一个时间维度,易言之,书写考古学史主要旨在厘定考古学科。其次,考古学史的书写体例大致凝练到三个板块:一是梳理近代考古学的缘起,如夏鼐在《五四运动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中,将五四运动所倡导之马克思主义与科学精神、传统金石学、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视作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背景[12]。二是对近代考古学发展历程作阶段划分,如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史的几点认识》以安特生仰韶发掘、梁思永揭示后岗三叠层、苏秉琦发表《瓦鬲的研究》等,将20世纪中国考古学发展划出六个时间节点[13]。三是回顾以往考古工作的成绩与得失,如王宇信的《近代史学学术成果:考古学》④。
由于此间考古学史书写着眼于考古学科本身,很容易为外行“看不懂”,甚至在考古学被归于历史学科的背景下,一般将考古学史独立于史学史。进言之,在中国考古学实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书写考古学史,其目的除了廓清何为考古学,更是考古学界内部思考当下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孙祖初在为陈星灿的《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所写的书评中,准确地把握到该书的问题意识,“察古而知今,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寻绎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14]。2021年,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主编的《中国考古学百年史》正式出版,这部集合276位考古学者心血的皇皇巨著,可以说是考古学史研究中学科史取向的集大成者。
当“什么是中国考古学”已经在手铲与遗址的对话中逐渐清晰,20世纪80年代后,夏鼐与徐苹芳开启的“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背景”议题,开始生发出新的研究取向——学术史视角。
张光直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的序言中,一口气提出了八个中国考古学者需要思考的题目,诸如中国文化外来说为什么引起中国学者强烈的反感?1949年以来对中国上古史分期的看法是怎样来的[15](P3-4)?要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仅着眼于回溯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历程,更要探究近代考古学所处的学术背景。这一转向,被查晓英称之为考古学史由学科史扩展至学术史[16](P7)。
从考古与近代学术演进史的角度切入,学术史学者尝试回答以下问题:近代考古学与“古史辨”有何关系,又与传统金石学有何关系,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如何在近代中国传播接受。一言以蔽之,考古学在古今中外交织碰撞的近代学术场中处于何种位置,又如何影响近代学术。视角的转变,使考古学史的书写主体由考古学家进一步拓展至学术史学者。相关研究的早期代表如俞旦初的《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学思想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杜正胜的《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沈颂金的《考古学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俞旦初、沈颂金主攻近代学术史,杜正胜在主治上古史外兼及学术史,三人均未受考古学专业教育,亦无考古发掘经历。学术史学者治考古学史,源于其将考古学视作近代史学学术之一部。这些学者基于学术史视角的研究,展示了一种与此前基于学科史视角所不同的考古学史书写思路:不再是借“史”来廓清什么是考古学,而是借考古学来审视近代的学术史。此后,罗志田、桑兵、王汎森等知名史家均有论著从考古学的发生发展思考近代学术的演进脉络。
2010年后,受到Trigger《考古学思想史》的影响,考古学史的学术史研究更突出地关注近代考古学家的学术流派与思想谱系。在此取向下,学术史学者与考古学者“双向奔赴”,前者不再是看不懂发掘报告的考古门外汉,后者的研究亦不囿于遗址与发掘方法。这一取向下,考古学界的陈洪波、徐坚、孙庆伟,学术史界的查晓英、王兴等学者均有相关成果。
总的来看,1949年后中国考古学史书写视角由学科史拓展到学术史的历程,正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成熟。也正是因为考古学科自身的成熟,考古学史的关注对象,在李济、梁思永、夏鼐等科学考古旗帜性人物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扩展到马衡、卫聚贤等所谓的传统学者。在近年来考古学的更大繁荣中,有理由将考古民工及其社会生活纳入考古学史的书写视野之中,借以更好地审视近代考古学家开展田野发掘时所处的社会环境。
李永迪在《员工传》的序言中指出,“考古田野发掘原本仰仗的是当地居民的参与与支持,是一门结合学术象牙塔与民间质朴百姓的草根学科,然而我们习见的是学者爬梳整理的学术成果,鲜有针对参与工作的寻常百姓的着墨。”[1](v)近年来,考古学界对考古学自身天然具有的公共性给予了关注,考古工作的开展必然与公众、社会高度关联。王仁湘认为“一切考古活动都可以视为公共考古”[17],曹兵武提出“考古从一启动实践就具有了强烈的公共性”[18]。
田野发掘现场既要合理布置探方、揭示文化层,也需要与地方政府接洽、取得土地占有者许可、招雇并组织发掘民工、解决发掘人员的衣食住行,还要尽可能地在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中取得发掘线索、宣传文物保护知识。由是,考古学史既是考古学科发展史、考古与近代学术演进史,也应包含有社会各界参与考古工作史。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近代社会各界对考古工作的参与,初步讨论了近代考古学家在发掘前与地方社会围绕文物归属权的交涉,以及发掘结束后文物的展览⑤。
从社会史视角书写考古学史,主要有两个难点。
第一,史料零散。此前研究主要基于《李济文集》《安阳发掘报告》、史语所档案等史料,其中有关田野发掘期间社会各界的参与并无系统记述。进而言之,近代社会与考古工作的交叉点之一,正是考古民工。李零在阅读《员工传》时注意到考古民工既是来自发掘当地的村民,也是考古工作的参与者[19]。然而,目下仅有《定陵发掘现场指挥白万玉》等极少数资料对考古民工群体有较多篇幅的记述。
石璋如的《殷虚发掘员工传》,特别是101位发掘民工的小传,正是管窥社会参与殷墟发掘,从社会史视角出发书写考古史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必要重新爬梳原有史料,《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夏鼐日记》《徐旭生日记》《杨钟健回忆录》等资料中,均或多或少地提到考古民工及其社会生活。
第二,需进一步凝练问题意识。考古民工及其繁冗的社会生活细节,难以被纳入对近代考古学科发生发展,以及考古学与近代学术互动的问题脉络之中,因而学界多将其视为坊间轶事,写入面向公众的科普读物。譬如《石璋如先生口述历史》中有关殷墟发掘期间史语所捐资兴建洹水学校的记述[20](P120-124),目下仅止于轶闻。由是,如何认识社会参与与考古学史主线间的关系,凝练出社会史视角下考古学史的问题意识,至关重要。
对于从社会史视角出发书写考古学史,能够凝练出哪些有价值的问题意识,以下仅就《员工传》的记述,抛砖引玉地谈一些可能的方向。
首先,社会关系研究早为治史者习用,以往考古学史研究主要关注学人间的社会关系。眼光向下,考古发掘民工间亦有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而史语所在组织、管理发掘民工时,对此不但知悉且多有利用。据《员工传》所载,殷墟发掘主阵地小屯村以何、霍两家为大姓,何家三兄弟何国桢、何国栋、何国祥皆为史语所招雇的民工,霍家亦以大家长霍凤东为中心举家参与发掘[1](P17)。血缘叠加其他因素,又自然形成了发掘民工之中的领导人物。何家老二何国栋最初只是发掘民工,因其手腕不凡,逐渐成为工头,乃至在辛村发掘时成为总工头。由于何国栋深受郭宝钧赏识,逐渐成为河南古迹研究会中“承上接下”的人物,一般人欲拜谒郭宝钧,必须经过何国栋[1](P9-10)。村民刘廉,系其任小屯村村长的内侄介绍进入发掘团,因而自觉“神气十足”。刘廉周围汇聚起一班年轻力壮、“善挖坟墓”的兄弟,而史语所也乐得委刘廉以管理大权[1](P1、3)。
殷墟发掘,先及洹河以南的小屯村,其后逐步延伸到洹河以北的侯家庄、武官村。久而久之,发掘民工以出身洹河南北分为两派,洹南派以小屯老工人为中心,洹北派则以侯家庄工人为中心。小屯资深工人到洹北参与发掘,是“客卿”,与侯家庄、武官村当地民工间井水不犯河水。然而,到了关键时刻,方显小屯“客卿”的重要作用。考古发掘后,需要将土回填,俗称平坑。平坑无需专业技术,史语所即将平坑包干给侯家庄民工,按日计资。侯家庄发掘工地平坑,实际只需三天,史语所为调动民工的积极性,宽限可五天完成。而侯家庄工人则要求十天,以多得七日工钱,史语所让步至七天后,侯家庄工人仍不为所动。此时,小屯民工半路杀出,允为七天完成。如是一来,武官村民工为免于一文不得,不得已向史语所方做出让步[1](P72)。
其次,社会动员是近年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而考古发掘期间如何刺激发掘民工的积极性,也可以视作某种“学术之于田野”的动员机制。石璋如发现,动员的秘诀之一,是对民工“戴高帽”。发掘时,取土并将之运出是一项耗时费力的工作,而工人们乐于在此间以“打攻击”的方式自娱。所谓“打攻击”,即取土工人与挖土工人互相竞赛,取土者多取使运土者不堪重负,运土者快运使取土者疲于应付。一番“打攻击”之下,最积极者被视作“英雄”,而民工一旦得到恭维,发掘进程亦无形加快[1](P81-87)。又如挖掘探坑,原本是尝试观察地层的“工具”,但工人们常在攀比中将探坑坑壁铲得平而再平,如此一来,考古学家对于地层的观察无疑能够更清晰[1](P106)。
最后,如果说阅读史可以视作知识分子中的传播史,那么发掘民工如何掌握发掘技能,则正是普罗大众接受新事物的传播史。针对类型学、地层学等考古方法在近代考古学界的传播与接受,学界已有相当研究,但对于田野技术如何最终为发掘一线的民工所掌握,则尚有深入考察的空间。
《员工传》载,除了在发掘时接受考古学家传授相关技术外,民工原本从事的职业有时也使其掌握相应的发掘技术。小屯村民工刘廉在殷墟发掘停滞期间转而从事盗墓,待到殷墟发掘复工,刘廉已有辨认土色的经验。遇见文化层,刘廉即对李济说:“你看,多大的眼睛珠啊!”[1](P2)眼睛珠系盗墓者术语,指粉碎的土中抱有硬土块,意即该土非天然土,而是文化层中的文化土。民工王景文原为泥水匠,1931年即参加发掘。王景文的专长是揭露淤土中的遗迹,一般民工遇到夯土包含黄淤土,即挖出淤土保留夯土,而王景文则凭经验断定淤土系夯土内所包含物遗迹,必须剥去夯土,露出由淤土填充的器物遗迹[1](P6)。判断淤土系遗迹很可能来自石璋如等考古学家的点拨,但真正将坚实的夯土从松软的淤土外剥去,则更多地仰仗其泥水匠技艺。
上述方向,本质上是对“学术与社会互动”论题的进一步延伸。以往对于近代学术与社会的互动,重点关注社会发展大趋势如何影响学术发展。如从考古民工这一微观层面来看,学术与社会的互动又含有另一层内容,即考古学、地质学、民族学等受海外影响形成的“田野”学术,如何真正地在中国的“田野”上得到落实。透过《员工传》的记载可以大致窥见,在考古学家引介海外理论方法、开展考古学本土化的主线之外,尚存在考古民工在一线习得、运用、创新考古技术的“暗流”⑥。
21世纪以来,出版了一系列当代考古学家的各类手记。据笔者粗略统计,自1999年山西省政协文史委编印《山西考古发掘记事》起,截至2023年,已出版各类当代考古学人手记、口述资料50余种。一些资料还形成了系列,如《考古人手记》(共三辑)、《考古学人访谈录》(目前已出版四辑)。《考古人手记》在约稿之时,注重以考古学家亲身经历,“详细、生动地叙述发掘的全过程”,“让读者知道考古工作者在现场遇到的种种情况”[21](vii)。今后,如从社会史视角审视20世纪后半叶的考古学史,则当代考古学家的田野手记势必成为重要史料。
在梳理考古学史的学科史/学术史与社会史两种书写视角的基础上,有必要思考,讨论考古学的学科发展与学术演进,与考察考古学的社会参与间,是否存在某种呼应关系,以使两种研究最终能够在某一点上做到会通。翻看《员工传》,一个有关考古学术的老问题,正有社会史视角下的新生长点。
何日章事件是近代考古学史中的重要公案。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期间,河南图书馆馆长兼河南民族博物院负责人何日章,因视殷墟发掘为中央掠夺河南古物,杯葛史语所发掘活动,并在呈准河南省政府后自行开展发掘。何日章强调此举系保护中州文献,为争得舆论制高点,还印发了《发掘安阳殷墟甲骨文之经过》《陈列安阳殷墟甲骨暨器物之感言》两份传单。以往被目为守旧派学者的柳诒徵看到传单后,认为此事本质是中央与地方“政治系统”未能理顺,属于“文化事业之争执”[22]。对此,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一面认同柳的“确定政治系统论”,一面高擎科学主义大旗,暗示主事者何日章未受现代考古学训练,其发掘只能是破坏遗迹[23]。最终,在蔡元培、傅斯年等人的奔走下,殷墟发掘复工。
论者一般认为,何日章事件的本质是文物归属权之争,并间有史语所科学考古与何日章挖宝式发掘间的分野,何氏的发掘完全基于找甲骨,不作科学记录,破坏了遗迹的完整性,导致大量非甲骨遗存受到严重损坏。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史料:最重要的是傅斯年撰写的《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此外还有《大公报》的报道,《史学杂志》所刊文章,史语所档案,《傅斯年文集》《傅斯年遗札》《李济文集》《董作宾先生全集》,以及何日章的《安阳甲骨发掘之回忆》。
研究考古史,最终还是要回到“史”中的田野现场。细思之,无论是河南民族博物院抑或史语所,一旦开启大规模发掘,都需要招雇小屯当地村民作为民工。《员工传》中就记录了一个以往学界在考察何日章与史语所争端时没有涉及的“细枝末节”问题:河南民族博物院发掘民工领队霍全香,是史语所发掘民工领队何国栋的同村好友。
李济在多个场合将何日章的发掘视作东施效颦,譬如不知所以然,只简单模仿史语所,有样学样地照相、记录,但全无系统。然而,透过《员工传》中有关小屯村村民、发掘民工霍全香的记述,可知此事还有更加具体而微的情景。霍全香与何国栋早年同是古董店学徒,学徒经历(可能还有盗墓经历)使两人都有认土色、剔花土等发掘文物所必需的技能。霍全香被介绍担任河南民族博物院发掘领队工人后,何日章以其系小屯本地人,“一切均由他安排”,“以他的意见为依归”。由是,以往所说的何日章模仿史语所,落实在发掘实操层面,更多是“霍全香们”模仿“何国栋们”。史语所“是有计划的发掘,开的横沟、纵沟相互接连,最后连在一起了,叫做大连坑,他们开坑都是用仪器测定的”。何日章一方,在霍全香的指挥下,“学着研究院开坑,研究院开一条纵沟,他也开一条纵沟;研究院开一条横沟,他也开一条横沟,最后也有一个大连坑,他们的甲骨大多数出于他们的大连坑内。”霍全香并非发掘外行还有一个例证,1932年殷墟第六、七次发掘期间,霍全香加入史语所的发掘。以石璋如的专业眼光来看,霍全香“拿起抓钩抓土,拿起小铲找边,也真不含糊,的确有两套。”[1](P90-91)
在模仿史语所开掘探沟一段时间之后,霍“觉得研究院有点迂腐,沟再开的漂亮,不出东西也是枉然,目的是在挖东西而不是开沟,所以后来他们便胡乱挖了”[1](P91)。事实上,如果没有李济等考古学家旨在“揭露一切遗迹”的约束,何国栋所领导的史语所民工也很可能走向单纯挖宝的“胡乱挖”(正如一些民工在夜间所做)。故此,单考察发掘过程中的技术执行,史语所与河南民族博物院并没有断裂性分野,两方的主要畛域在于发掘主持者有没有对现代考古学的深入认识:是仅仅挖宝、鉴宝,还是揭露地下一切遗迹。就此,可做一个推论:史语所与何日章两方的矛盾,从深层来看,不只是何日章在技术上破坏了遗迹,抑或文物归属权争端,更源自傅斯年与李济反感何日章非科学发掘背后的传统金石学旨趣——只重视文物本身而对埋藏情况毫不关心。解释科学考古何以反感金石学,以霍全香的例子来看,仅关注发掘的实际执行不足以说明问题,更要注意到某些思想层面的问题。
由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殷墟发掘的主持者李济一直对此风波难以释怀。在1931年发表的《俯身葬》一文中,李济将有关俯身葬所在文化层的学术讨论,引向何日章之业师罗振玉,批评其不知文化层为何物,机械地将殷墟出土物均视作商人遗存。文中,李济难掩怒火,嘲讽“罗君既以此教人,他的弟子就有服从而无问难的翕然相从;游于罗君之门的若何日章等等诸先生对于殷墟出土的器物也取一种同样的决然的态度”。“他(指罗振玉)的那种极稀松的大前提作了一班懒学生的保障;依着他的权威,他们居然以为不出门就可考古,不用眼睛就可研究材料;灾之枣梨,腾笑外国!”[24](P259-260)事实上,何日章并非全然没有现代科学意识,在被科学考古学目为“罪人”的同时,何氏也是中国现代图书文献分类科学方法的引进者和实践者。然而,图书分类毕竟还是书斋之学,相较方法上更接近自然科学的考古学,其科学性相对难以彰显。
Bahn注意到,在向公众展示考古成果时,存在“谁来定义呈现给公众的过去”的问题[25](P93)。同样,关于何为“现代考古学”,同样存在“谁来定义”的问题。从《员工传》所载霍全香的例子来看,如果说安特生、李济、梁思永等学者从“正面”定义了何为现代的、科学的考古,那么何日章、霍全香事实上从“反面”刺激了傅斯年、李济等学者进一步加深对现代的、科学的考古的认知。科学考古在近代的流播,既是考古学家引介的结果,也是考古学家与社会各界间碰撞互动的过程。
除《员工传》外,其他各类考古手记、日记、回忆中,亦记录有大量兼涉考古学术与社会参与的资料。《石兴邦口述考古》中记述,石兴邦虽然曾在浙江大学学习人类学,但在1950年参与辉县发掘时,对于如何辨认土色,仍要向“土夫子”即盗墓者学习。据石兴邦回忆,“这批土工,一个个眼力真好”,“挖出的东西,还都能说出点名堂。”[26](P95)现代考古学强调揭露一切遗迹,与旨在挖宝的盗墓有本质区别,但现代考古学在理论方法层面的设计,最终仍要落实在“认土”“找边”等基本技术层面。当然,“土夫子”对土色的辨认并不完全与现代考古学对文化层的辨认相同。从社会参与考古工作的角度来看,近代考古学的发掘实践,一方面离不开布设探方、照相、记录等现代考古技术,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民间原有的技术。
综上,考古学史的书写历程由聚焦考古学科本身开始,此后不断将视野扩大。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考古学史的问题意识是思考什么是中国的、现代的考古学。20世纪80年代后,考古发掘实践已足够多,学术史学者便可以带着概念清晰的中国现代考古学概念,回溯近代学术场,考察中国考古学的金石学“前身”以及“古史辨”刺激。
到今天,当视野相较学科史为宽的学术史研究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论者似有必要思考,标榜“动手动脚”“走向田野”的近代学术,究竟如何“动手动脚”地走进由普罗大众所构成的“田野”。如果说田野考古不能重文物而轻地层,那么考古学史的书写亦应关注近代考古所处的社会历史“地层”。易言之,社会史视角下书写考古学史,主张“近代考古学”不仅属于“考古学”,更属于“近代”。
此外,书写社会史视角下的考古学史,也有助于从历史维度开展公共考古学的理论研究。海外学界关注到,国内近年来在讨论公共考古问题时,已将公共考古史作为讨论公共考古学的首要任务[27](P51)。公共考古,广义上即是考古学与社会的多层次互动。社会史视角下的考古学史书写,可视作考古学史与公共考古学的某种融汇,使公共考古学研究在讨论当下如何开展相关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回溯考古学史,思考中国公共考古的发展历程并从中汲取经验。
注释
① 相关介绍仅见何文竞、吴玲《殷墟早年发掘的微历史——读〈殷墟发掘员工传〉》,《中国文物报》2018年10月2日,第7版。
② 目前仅见何凯《考古百年——殷墟考古技师简史(一)》,《中国文物报》2023年5月19日,第5版;李零《考古笔记》(上册),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23年版。
③ 参见吴玲、何文竞《考古学的上限与下限》,《大众考古》,2019年第9期,第28-31页;何文竞、吴玲:《周英学:我国最早的女考古工作者》,《大众考古》,2017年第9期,第34-36页;裴世东、陆勤毅《吴金鼎学术人生的塑造与转向》,《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第67-78页。
④ 收入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⑤ 见刘承军、贺辉《历史语言研究所与现代考古学规范的建立——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殷墟发掘为例》,《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145-149页;刘承军、刘芳《民初中央与地方关系下的学术机构探析——以河南古迹研究会为例》,《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第192-196页;徐有礼《论殷墟早期发掘中史语所与豫省府间的纠葛——兼及傅斯年、李济普及科学考古知识的肇始》,《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6期,第145-151页。徐玲《博物馆与近代中国公共文化》,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徐坚《名山:作为思想史的早期中国博物馆史》,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Dashu Qin. Antiquities Market on Archaeolog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Nick Merriman. ed. Public Archaeology, Routledge, 2004.
⑥ 徐坚曾注意到“土夫子”在近代考古发掘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但相关讨论篇幅有限。见徐坚《暗流:1949年之前安阳之外的中国考古学传统》,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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