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婷
(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3)
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是乔治·卢卡奇(Ceorg Lukacs)引领的布达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历史的普遍发展观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共同话题,赫勒在阐释历史发展的本体论思想时提出,谈发展就不得不谈规律性问题,发展与规律是一对孪生兄弟。不建构所谓的规律,而详谈发展的辩证概念是不可能的。历史哲学把人类一切事件安排到一个连续性的发展链条,发展就如康德在《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观念》中所言,是朝向完全并且合乎规律目的的展开过程。历史如果漫无目的运动,将不符合自然法则,结果是令人沮丧的盖然性。历史哲学从当下出发,对未来进行预设,可以使人们按照既定的轨道填充历史行动和历史事件。历史之未来能否像当下的预设一样如期而至,赫勒悬置了这一问题,因为对赫勒而言,当下对未来的陈述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不真实的。历史当下对未来的承诺是一种价值理性,结果只能留给未来加以检验。
人们一旦意识到历史按照某种规律运动发展,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解释就起到规范、制约和启示的作用,从而使人们从一种自在的状态上升到一种自为的状态。历史发展有多种可能,赫勒这里所强调的,更多的是以历史进步论为前进方向的发展。普遍发展是规律式的发展,历史哲学以大写的历史为中心,大写的历史是一种整体性的历史,那么历史具有规律的发展过程也是一种整体性的发展过程。规律强调事物之间存在一种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赫勒谈及规律也就少不了对历史必然性的论述。必然性代表了历史结构无法避免的序列,必然性与规律性看似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必然性与规律又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需放在同一体系中加以讨论。如果用几种特征来概括作为一种本体论的历史哲学,它们就是整体性、科学性和必然性,本文即对此进行探讨。
对赫勒而言,历史哲学把普遍发展作为本体论哲学,发展说明历史是按照某种尺度进行的线性运动,这一内在过程就蕴含了不可逆的规律性。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社会历史观不同于自然观,但人类要意识到,社会历史和自然一样,其发展进程受内在一般性规律支配。“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1]43-44。如何发现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赫勒为此提供了一种解释。
赫勒把历史哲学看作哲学的分支,哲学以实体为研究对象,因此历史哲学也毫不例外的以实体为研究对象。历史哲学体系中有关实体这个概念很少出现,但不管它出现与否,实体始终存在,实体是历史哲学无所不包的范畴。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范畴,赫勒把它理解为整体性。哲学史上对于实体的理解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认识,黑格尔作为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把实体定义为主体,但在赫勒历史哲学中,实体却转化为整体性概念。赫勒对黑格尔的延伸发挥,俨然继承了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
众所周知,卢卡奇是一名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结合黑格尔的主体性与马克思的客体性,把历史发展堪称为一个主客体同一的总体性发展过程,这对赫勒的实体概念界定产生深远影响。卢卡奇引用马克思名言“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2]144,强调总体性是历史认识的起点。赫勒接过卢卡奇的研究结论,视实体为整体性,由此说明,历史哲学有关历史规律的创建将导致一种宏观与整体性的研究,而非对局部或个体性的研究。所有孤立的部分作为社会存在的东西,不能被孤立地思考和处理,只有放到历史各阶段的整体联系中才能搞清楚。历史发展蕴含的规律性,是一个关于整体性的规律,需要人们从整体性上加以把握。
关于整体性问题,历史哲学内部存在不同种认识,为了澄明这一分歧,赫勒分析了以黑格尔和赫尔德等人为代表的两种相反观点。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具有绝对的优先性,人们应从整体性上把握历史规律,而赫尔德则注重特殊的个体文化对历史规律形成的作用。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最高精神原则是由各个特殊的视角组成的总体,各个原则、文化、民族精神都是一种世界精神的总体。各个民族精神或各种特殊文化是世界精神发展的阶段,世界精神在这些阶段中完成自身的整体性。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正是从世界精神的整体性中得以体察。整体化是反观历史规律的重要手段和目的,特殊文化或民族精神只能作为历史整体中的一部分对透析历史规律起辅助性作用。历史在既定的轨道上,遵守自然法规则所做的线性运动,不会由特殊、局部或个体的不满而中断前进的步伐。个体或各个民族文化即便遭到破坏或伤害,也不会影响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因为对世界历史而言个体只是它发展的一个手段。
黑格尔对个体世界历史性的冷漠态度尽管得到歌德的支持,但赫勒用赫尔德、兰克和费尔巴哈等人的观点冲击了黑格尔这种绝对化的整体性思想。以赫尔德为例,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世界历史真实的蓄水池,作为自在价值的代表,它们建构了具有整体性的世界历史。历史规律是基于各部分文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展开的范畴理论,每一种文化都是下一种文化形成的基础,各部分文化间的相互吸收和融合促成世界历史的形成。东方人的出现促进埃及人的出现,埃及人又促进希腊人出现,希腊人的出现再一次促进罗马人的强大,从而使罗马人能够站在世界历史的最高处,这是赫尔德对个体文化的强调。赫尔德在观察历史发展的逻辑必然性中,重视个体对世界历史形成的推动作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规律体现于个体之间的相互联结。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看似一个不受个体支配的连续链条,赫尔德却认为个体对普遍历史的形成起毁坏或捍卫的作用,个体的价值与由个体组成的整体性的价值等同。
赫勒用赫尔德个体性观点反驳了黑格尔整体性观点,但她对历史规律的认识没有站在其中任何一种立场为其进行辩护。在赫勒看来,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赫尔德,对历史规律的把握都存在片面性,黑格尔绝对化了历史的整体性,赫尔德又过于强调个体局部文化的重要性。赫勒试图调节整体性与个体性的平衡,用康德理论对二者进行综合。康德通过复制“人类”概念论述了整体与个体关系,这对发掘历史规律起到宏观的协调性作用。康德把人类概念两重化为自然的人类和道德的人类,自然的人类按照历史目的论理论,把自身看成促使历史之整体性形成的手段;而道德的人类或具有纯粹意志的人类,从不把个体力量看成单纯的手段。在遵循道德规律中,人把自身与具有类属性的人的理念同一,并看到一切个体身上的类特征。这就要求个人在具体的行动中不能只注重个体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利益,而要重视对整体性把握。同时,个体在活动中也要注意到自身的力量,为实现历史的整体进步所付出的巨大贡献。康德用自然的人和道德的人综合了整体性与个体性的辩证关系,这一方法得到了赫勒的认可。
赫勒用康德调节黑格尔与赫尔德的分歧,指明了寻找历史规律的途径。赫勒总结到,整体性是认识历史规律形成的重要中介,但整体性不能排斥个体性在其中的影响,个体是整体中的个体,整体是个体形成的整体。赫勒没有绝对化整体性,也没有绝对化个体性,她的这一思想显然深受卢卡奇辩证法的影响。赫勒把卢卡奇的主客同一辩证法改造为整体与个体同一的辩证法,这一过程对考察历史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把这一辩证法运用到历史规律的解释中,从而论述了历史规律存在的介质。历史规律是对历史之整体发展的抽象总结,整体性并非是不受个体约束的整体,规律只有在整体与个体的二元结构中才能形成逻辑必然性。赫勒用康德综合了黑格尔和赫尔德理论,但不得不承认,她同时也看到了三者存在的共同问题,赫勒指出他们的理论要么是无激进主义的现实主义,要么是无现实主义的激进主义。赫勒的这一批判,又体现了她的后现代主义风格。
历史规律是把历史发展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概括总结,整体本身是涵盖了个体性的整体,因而历史规律的整体性是包含了个体的整体性,赫勒为人们考察这一历史规律提供了基本的线索。历史规律潜藏在整体的历史进程中,从整体出发,人们能否发现这一历史规律,规律到底是什么以及规律有什么特点,赫勒对此进行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论述。赫勒认为,历史哲学自称找到了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视其为具有科学性的规律。
然而,作为一种具有科学性的历史规律,它究竟存在与否,雷蒙·阿隆和卡尔·亨普尔分别从分析历史哲学角度和逻辑实证主义角度表达了两种不一致的观点。雷蒙·阿隆在分析规律概念与因果概念中谈到了历史规律,他认为历史规律是一个意义比较含混的名词。规律本身包含着事项结构之间的一种确立关系,如果人们把规律看成两个事项之间的规则,人们可以在人类历史中看到这类反复的存在。如果人们把规律看成一个历史性观念,人们越是要发现这一规律,它存在的历史性和合法性越是趋向消灭。因为人在短暂的有生之年,若想从复杂的、总体的历史中看透唯一的、不可逆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人们可以发现局部历史规律,比如语言学规律。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语音、语义和语法总会按照某种规则发生变化,并且这一变化的规则可以在经验世界中找到无数的事例进行验证,从而使人们在生理和心理上足以确信它的历史方向。但如果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实证性考察是行不通的,因为历史演化的原因会由于表象的数目减少了而变得模糊不清。[3]91-93
与之相反,卡尔·亨普尔在阐释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时这样说到,普遍规律在历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具有非常相似的作用,它们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工具。“规律”这个词暗示着一个陈述可以获得经验证据的证实,那么普遍规律就可以被视作得到经验证实或证伪的陈述。在历史研究中,普遍规律可以理解为“普遍形式的假设”,或用“普遍假设”这个术语代替。普遍假设对规律认定的陈述方式为:事件C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中发生一定的变化,就会引起事件E在某时某刻发生变化。C表示原因,E表示结果,它们之间的联结关系说明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一陈述构成对历史规律的认定,并常常被看成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基础性方法。[3]305卡尔·亨普尔与雷蒙·阿隆不同,他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肯定了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但不得不说,赫勒作为一名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她是站在雷蒙·阿隆一边的。后现代历史哲学与分析历史哲学都具有一种解构精神,从而使得赫勒和阿隆在审视历史哲学时,目光中闪烁着批判和重构的光芒。但不管赫勒怎样解构历史哲学,其前提是在完整地呈现历史哲学原有面貌基础上进行的。赫勒这一呈现,凸显了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基本特征的描述。
历史哲学家声称找到了具有科学性的历史规律,那么这一规律到底是什么,赫勒没有给出唯一的答案,因为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的哲学家对历史规律有不同的指定。以黑格尔、马克思为例,黑格尔力求在多样性和变化的景象中揭示规律、法则和理性,他认为混乱的景象是历史本质的表象,历史在事件连续发展中隐藏着一种逻辑,历史终究不会归结为使人们困惑的狂想曲。这一普遍逻辑是引领历史发展的灵魂,是各个民族和世界的引导者,是个体行动的精神导向。精神引导世界历史,人们的任务就要了解这种精神的引导。黑格尔把精神导向视作历史发展的基本原则,让人们学会用理性的思维方式看待自我与社会、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一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从早期作为一名青年黑格尔主义者到背离黑格尔,从接受黑格尔主张到反对黑格尔对历史规律的解释,他的哲学主张对确立历史发展的规律起到重要的作用。他为历史规律提供了新的解答,对历史规律的认定其影响力超越黑格尔,影响广泛而深远。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的全部基础不是精神而是物质,物质的外在表现形式为市民社会中人们生产的能力,简称生产力。生产力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它决定了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基本面貌,甚至决定了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关系,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的关系,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交往的关系。在生产力推动下,人类历史能够朝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阶段不断前进。马克思用生产力表征历史规律,加深了人们对世界历史的理解,从而使其构成人们行动的基本准则。他的这一主张尽管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却变成了具有经验性的社会科学。
赫勒通过陈述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总结到,尽管他们对历史规律的解释存在分歧,对于规律的把握不可以一言以概之,但共同之处是都把历史看成普遍发展的过程,而非静止状态。那么规律就与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赫勒看来,历史哲学把历史陈述为一种发展的过程,发展本身就可认定为一条准规律。历史哲学可以总结出多种规律,但发展的准规律占最高位置,其它规律都处于从属地位。历史发展是把某种指标作为独立变量来运作的,因此一切以普遍的独立变量运作的理论构成一般历史规律。在规律的指引下,未来与内在于这个规律的价值相一致,未来的想象被确立了。同时,历史发展的结果反过来也正好验证了规律在历史开端所设定的未来。
这一规律对历史哲学而言,回答了历史存在的意义,规范了人类的生活方式,承诺了人类的生活价值,因而它不能被篡改,并自称为终极真理。规律不需要证明,因为它拥有了“真理”。赫勒把这种规律看作是一种神秘主义的普遍发展理论,认为由规律创造出的世界历史图景尽管看似一个神话故事或深奥思辨,但黑格尔等人却把它阐述为科学规律。这一规律所具有的特点可以被界定为自然科学规律和司法规律的混合物。司法规律强调每一个人必须遵守的义务,如果不遵守上帝或法律下达的命令人必须受到惩罚,被剥夺自由,甚至死亡。自然科学规律提供解释模式,以公式的方式解释自然现象。它解释自然的方式为:如果x、y、z等现象出现了,那么过程E将是结果。历史哲学犹如对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它像司法规律一样强调人对历史的绝对服从,一方面它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以公式的方式解释人服从历史的原因。历史哲学对规律的阐释,其表述方式虽然不同于自然科学规律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但它的表述只是一种形式的变种。历史哲学通常这样陈述:我们只要服从这一规律,我们历史之未来就能达到更高级阶段,到那时每一个人都会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会毁灭;或者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在实现规律。
赫勒用司法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类比历史规律,表征了历史规律内在的科学性。历史哲学把发展认定为一条准规律,历史按照这种规律便能实现欣欣向荣的景观,赫勒认为这是历史哲学对历史之未来的一种设想。赫勒虽然不赞同历史哲学的这种推论,但她对历史规律的概括,对认识历史哲学本质与属性具有巨大的启发性意义。赫勒在陈述历史规律这一过程中,指出规律将走向一种对必然性的理解,若想更全面的掌握历史哲学对历史规律的认定,还需进一步理解必然性这一具有标志性的问题。
必然性从定义来看,是指事物发展变化中不可避免的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般趋势。历史规律强调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和固有的联系,因此历史规律就意味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一种必然性趋势。赫勒认为历史哲学所设计的历史规律从来不是一个自在的过程,其结构和程序不能轻易地被其他任何结构或序列替代,除了必然性这一结构和序列。赫勒把历史发展分为进步式、退步式和循环式三种模式,但发展本身都离不开必然性的解释,只是模式不同,对必然性的解释有所不同。进步理论和退步理论作为同一序列,与循环理论相比较,必然性对前者而言说明历史结构无法避免的序列;对后者而言必然性代表了一切可能的社会实体无法超越的界限。
雷蒙·阿隆和卡尔·亨普尔虽然对历史规律究竟存在与否表示相反的观点,但二者都没否认的一点是,规律就是对必然性的见证。雷蒙·阿隆否认历史规律的存在,他否认历史规律是因为他认为历史的庞杂性无法用实证的方式加以检验,人们只能认识局部的规律,因而非常重视社会中的经济规律。在他看来,各种关系在社会中都是共存事项,又是变化的条件,经济规律有助于规定历史发展方向。他引用奥古斯都·孔德的话:“规律就是共存现象或连续现象的一种恒长关系”[3]85,某些经济规律如财富分配规律、社会英才规律,它们组成一个体系标着了一切时代和一切地区人类全体的必然性。对于历史发展,阿隆看重经济规律胜于历史规律的作用,但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肯定了规律与必然性之间的内在一致。赫勒指出历史哲学正是运用了规律与必然性之间的内在一致性,从而使历史规律转化为必然性的形式。
不同于雷蒙·阿隆,卡尔·亨普尔一开始就非常认定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他视历史规律为科学性的规律,强调历史解释的目的在于表明历史不是偶然事件的堆砌,而是“鉴于某种先行条件或同时性条件而被料想到的。所提到的这种料想不是预言或占卜而是建立在普遍规律的假定之上的科学预见。”[3]309既然历史发展不是偶然性的过程,而是一种得到科学证实的必然性过程,那么如何理解历史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认识历史哲学有关历史规律的论述的关键步骤。由此,必然性与偶然性的二元结构模式成为赫勒阐释历史规律的一种路径。黑格尔在《小逻辑》中从实体、类、本质三种形式出发直接阐释了必然性的含义,黑格尔强调必然性判断是具有差别统一性的判断,这对认识历史规律中隐藏的必然性命题起到重要启示性作用。但对必然性的理解也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偶然性角度进行把握。
赫勒对必然性的解释,就是从分析偶然性这一概念着手的。在她看来,历史哲学把历史看成按照某种规律发展的一种必然性结果,要想认识这一必然性,偶然性是切入点。赫勒并没有用过多的笔墨描述什么是必然性,但通过她对偶然性的陈述可以反观必然性的内涵。偶然性在《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中占用了一个章节,《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一共七章,开篇的第一章专门陈述了偶然性这一问题,而在《历史理论》中只对偶然性进行了四种分类,但是这四种分类作为必然性的对立面,足以理解必然性。偶然性简单而言,是指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的趋势,赫勒却对此生发出四种解释。第一,偶然性可以指“某种非意愿或非故意的事物”,比如某人A在街上遇到了某人B,这意味着A并非有意预见B;第二,偶然性可以指“也许”,比如某人A问大家一道问题“你会碰巧知道这个事么?”,听众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那么这一偶然性就说明知识的在场或不在场;第三,偶然性可以指“例外”、“巧合”,强调事物不是按照习惯或通常的方式得以发生;第四,偶然性是指“冒险的”、“幸运的”、“造化的”意思,其句式常常表述为“让机会决定”[4]254。赫勒把偶然性归结为四种含义,不管她的解释是否具有道理,她用偶然性反衬了必然性。偶然性阐明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那么它就意味着历史发展不是一个在规律控制下的不可逆的连续性过程。
然而,历史哲学是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赫勒通过对偶然性的分析指明,历史哲学不管从何种意义上都不能把历史发展看成是“非意图的”、“也许的”、“巧合的”、“造化的”过程。内在于“大写的历史”的法则、规律,排除了历史事件曾经发生的、当下发生的和将要发生的偶然性。例如,黑格尔就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过程,理性支配了历史从一阶段到另一阶段的变迁,理性存在世界历史中,这是一种真理。如果人们不具备理性思维,也至少应该相信,精神或理性确实是历史发展的起因。“理智、精神都不受偶然事件摆布”,“精神没有被上帝抛弃,一种神圣的意志和终极目的支配了历史”[5]27。基于黑格尔对理性的信守赫勒指出,即便历史中出现某种出乎意料的事件,黑格尔也会把这种偶然现象视作一种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历史被黑格尔陈述为偶然性的存在,偶然性也是作为一种必然性来理解的,赫勒如是说,偶然性具有的意义是相对于不是偶然性的事情而言的。黑格尔把理性、精神抬高到与上帝等同的位置,视其为推动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和规律,指明世界历史的形成不是偶然事件堆砌的结果,而是必然性使然,赫勒对此过程的揭示表明了历史规律内在的必然性结构。
赫勒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典型代表,从偶然性解释必然性,其方式方法并非独树一帜。早在赫勒之前,克罗齐在《作为思想和作为行动的历史》中论述必然性含义时,就是以偶然性为切入点的。但克罗齐并没有直接的使用“偶然性”这一词汇,他的理论是一种“若”哲学。克罗齐指出,历史哲学为了证明历史必然性,就提出禁止将“若”引入历史。“若”不是语法意义上的小品词,也不是一种警告或训诫,而恰恰是历史的和逻辑的“若”。[6]13赫勒承接克罗齐的“若”理论,把“若”改编为偶然性的四种含义,阐明了必然性是这一历史规律的转化形式。但不得不承认,不管是克罗齐还是赫勒,他们虽然揭示了必然性的含义,却在此基础上批判了历史哲学对必然性的拥护。赫勒在阐释历史哲学所谓的科学性的历史规律时,就表达出否定的态度,那么对必然性也毫无疑问地提出质疑。有趣的是,赫勒从偶然性阐明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又从偶然性批判了历史必然性。赫勒对历史必然性的批判,也是对历史哲学本身的批判,赫勒的这一批判顺应了她对历史意识的阶段性划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顺应了碎片化的大数据信息社会。赫勒把历史哲学与现时代特点相结合,重构为一种碎片化的历史哲学,从而开启了她研究历史哲学的旨趣,寄托了历史哲学的未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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