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燕 赵玲
摘 要 草地是我国最大的陆地生态系统，草地退化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我国自2011年开始颁布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青海省是我国四大牧区之一，海南藏族自治州是青海省最大的农牧交错区，气候条件优良，为青海省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屏障，是青海省实施草原生態奖补政策的主要地区之一。牧民是离草原最近的草原生态保护者，在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实施过程中，牧民是被补偿方（受损方）的主体，政府是补偿方（受益方）的主体。牧民作为一名理性的“经济人”，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满意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政策的响应，会极大地影响政策的实施效应。为了保证在不降低农牧民原有收入的基础上改善草原生态环境，结合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的5个县、10个乡镇、20个村的231户牧民的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s模型分析了牧民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基础设施受损状况”“受教育程度”变量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2）“家庭年支出”变量则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据此提出“改变宣传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优化资金来源，拓宽补偿渠道；
充分发挥牧民的草原主体地位”等进一步优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 牧民满意度；
草原奖补政策；
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中图分类号：S81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23.03.008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畜牧业发展脚步加快，牧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但是草原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也愈加严重。在国家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迫切要求下，部分牧民必然需要减少畜牧业生产经营活动，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之间出现冲突，而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则被认为是解决这一外部性问题和冲突的重要手段。我国自2000年起开始加大对草原生态系统的投入，2011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草原生态环境已有初步改善，但整体局面依然严峻。海南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为海南州）是青海省最大的农牧交错区，共有天然草场360.78万hm2，其中可利用草场339.46万hm2，占青海省的12.1%。本文选取青海省海南州作为研究对象，着重分析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实施以后，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满意态度如何，以及影响牧民满意度的因素有哪些。以便在总结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实践效果的基础上，为此后该政策的更好实施提供实际经验，促进青海省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1 海南州基本概况
海南州坐落于青海省东南部，是青海省省内唯一一个被各州市四面包围的地区，海南州北部与海北藏族自治州相邻，南部与果洛藏族自治州接壤，东邻海东市和黄南藏族自治州，西连海西藏族自治州[1]。海南州总占地面积为4.45万km2，是青海省总面积的6.18%。其主要气候特点表现为太阳光照时间长、紫外线辐射强、空气稀薄、雨水少、气候干燥、昼夜温差大。全年平均温度在4 ℃左右，气候温凉寒冷。海南州共包括共和、贵德、贵南、同德、兴海5县以及龙羊峡行委，共有41个乡镇，424个行政村（纯牧业村77个）。本研究主要研究的是自第二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2016—2020年）实施后，海南州实际完成情况及牧民的响应。海南州设置的补偿标准为：同德县为13.2元/667 m2，补偿金额在五县中最高，主要是由于该县海拔高、气候相对恶劣，离州政府所在地共和县最为偏远；
贵德县为12.74元/667 m2；
贵南县为12.3元/667 m2；
兴海县、共和县为12.05元/667 m2。共计发放补偿金额3.416 94亿元；
实现草畜平衡地区共154.27 hm2，给与奖励5 785万元；
合计输出补奖资金3.995 44亿元。完成天然草场禁牧185.2万hm2。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基本特征
2.1 数据基本特征
本研究关于牧户的研究数据由课题组于2022年7月在青海省海南州开展分层抽样实地调研所得。本次调研调查方法有标准化访谈、半结构式访谈、调查问卷填写等方式。本次实地调研在海南州共发放300份纸质问卷，并全部收回，收回问卷经过整理后，可进行正常统计的问卷有231份。样本分布情况见表1。
2.2 研究方法
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属于概率型非线性回归，是研究二分类观察结果与影响因素之间关系的一种多变量分析方法[2]。本研究的自变量为牧民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满意程度分别是“满意”和“不满意”，影响自变量的因变量设置有人口相关情况统计、家庭基本情况统计、牧民对当地环境保护的认识、牧民对政策的认识状况等[2]。进而通过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研究牧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模型表达公式为：
[Lnpi1?pi=bo+k=1nbikxik+u] （1）
在式（1）中，Pi为第i个牧户对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满意程度的可能性大小，b0为截距，bik为第i个牧户的第k个影响因素变量所对应的参数估计值[2]。u为随机干扰项。本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了SPSS 15.0软件，对数据进行了有效回归模型参数估计分析。
2.3 变量定义
为了了解海南州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选取了人口相关情况统计、家庭基本情况统计、牧民对当地环境保护的认识、牧民对政策的认识状况等方面的变量，具体变量选取见表2。
3 牧民满意度实证分析
3.1 牧民的满意度分析
根据统计结果可知，69%的牧民对政策满意，31%的牧民对政策不满意，整体满意度较高。这是由于自2020年以后，我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牧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牧民的生计问题得到了有效的保障，所以牧民对国家政策有一定的信心。此外，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不仅在经济上给予农牧民补贴，而且还因地制宜地对他们实施一些科技技能培训活动，所以牧民地收入来源渠道变宽，对“靠地吃饭”的依赖度下降，所以他们更容易对政策满意。此外，根据海南州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州常住人口中，年龄在15岁及以上的人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13，比上一次人口普查（2010年，全国第六此人口普查）提高1.84年。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到对整个国家、社会，小到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所以，受教育水平高的人们能够以长远的角度理解草原奖补政策机制运行的重要意义与作用，能够想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对于全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影响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所以满意度较高。31%的牧民对政策表示不满意，根据调研过程了解到，牧民对该政策不满意主要是因为政策实施以后，自家拥有的草场面积减少，但是牲畜数量并没有减少，原本靠草场就能满足牲畜食物的需求，而如今则需要给牲畜添加辅助饲料才能让牲畜吃饱肚子。此外，禁牧政策实施后农牧民由原来的主要以散养为主转化为散养+设施养殖的模式，设施养殖需要场地、饲草料、牲畜暖棚，养殖成本大大增加。另外一部分牧民主要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再就业能力较差，主要靠养殖和买卖牲畜为主要生活来源，生态奖补政策实施以后，牧民生计仅靠补助难以维系，所以这部分牧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也不高。
3.2 牧民的满意度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见表3），样本的预测正确率达到了97.84%，表明该模型预测水平良好。-2对数似然值为29.003，显著性P值＞0.05[3]，說明该模型通过了HL检验，建立的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与研究数据中的信息已被充分提取，模型拟合度很好。
根据分析结果（见表4）显示，其中“受教育程度”（X3）、基础设施受损状况”（X5） “受教育程度”（X9）“对政策的了解程度”（X13） 4个变量的显著性全部低于0.05，说明这些变量对海南州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实施后牧民的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剩余变量则表现为不显著影响。
最终拟合方程为：
Y=1.803X3+2.78X5-2.563X9+3.199X13-2.388 （2）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对政策的了解程度”（X13）的Sig值等于0.006，在所有变量中最小，卡方值（Wald）最大为7.683，由此可知，“对政策的了解程度”X13对模型中海南州牧民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最大，然后依次是“基础设施受损状况”X5、“受教育程度”X3、“受教育程度”X9。
“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变量是草原生态补偿政策满意度最显著的影响因素，显著性水平为0.006，该变量与满意度呈正比，表明农牧民对政策越了解，对政策的满意度就越高。对政策了解越深入的人更能懂得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不仅能在短期内给与人们经济上的补偿，而且在长期内对生态、草畜平衡、草原生态平衡等产生十分有利的影响。
“基础设施受损状况”在本研究中对牧民满意度呈现第二显著影响，其与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牧民满意度成正比，能够说明基础设施状况维护越好，牧民的满意度就随之升高。调研发现，纯牧区与农牧交错区在基础设施受损方面有比较大的差异，纯牧区一般都居住在偏远地区，且牧民之间呈分散居住，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困难，所以受损后也不易修复，该地区的人一般生产生活不太方便，也更容易产生不满情绪。
“受教育程度”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农牧民满意度呈显著正向影响，其显著性水平为0.019。根据调研过程了解到，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对政策的了解更加深刻，思考问题的角度更加长远，不仅仅只拘泥于眼前的这一点儿补偿金额，而是以大局为重，以改善牧区的生态环境、造福子孙后代为重。长期来看，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无论是对当地的环境质量提升还是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所以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对相关政策表现出“满意”的意愿。
“家庭年支出”家庭年支出的回归系数值为-2.563，并且呈现出0.05水平的显著性（Z=-2.257，P=0.024＜0.05），意味着家庭年支出会对生态奖励补偿政策满意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这是由于年支出越高的家庭，家庭规一般都比较大，经济压力也就越大，在实施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以后，禁亩休牧的草场增多，但是政府的补贴有限，所以对这部分牧民来说带来的损失也就更大，对政策的不满情绪也就越高。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本研究运用二元Logistic进行回归分析，把被调查者相关情况、调查者的家庭基本情况、当地基础设施状况、当地环境状况、当地政策实施情况、民族文化凝聚力等作为相关评价指标，综合分析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最终得到下面的结论。
1）根据统计数据可知，69%的牧民对政策满意，31%的牧民对政策不满意，整体满意度较高。
2）“对政策的了解程度”“基础设施受损状况”“受教育程度”等变量的p值小于0.05，所以其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农牧民满意度呈正向影响，“家庭年支出”p值小于0.05，所以其对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农牧民满意度呈负向影响。
3）剩余变量“性别”“是不是户主”“年龄”“医疗服务情况”“交通便利情况”“家庭年收入”“家庭劳动力人数”“当地政府实施的环保政策”“当地环境状况”“生态环境变化对生活的影响程度”“是否了解政策制定过程及标准”“生态补偿政策宣传状况”“当地民族凝聚力”等变量对牧户满意度的不显著影响。
4.2 建议
4.2.1 改变宣传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通过调研数据可知，海南州大部分农牧民对草原生态补偿政策都不是很了解，仅28.14%的人对政策是“了解”和“非常了解”的程度。绝大多数农牧民了解草原生态补偿政策都是通过村干部口头宣传或者村内所贴广告等方式，对政策的实际意义以及将要产生的影响并不真正认识与了解。由调研数据统计结果可知，牧民的文化程度普遍分布于初中及以下，所占比例为67.21%，教育水平尽管较前十年有所提高，但总体还是偏低，所以张贴大字报等文字宣传形式很难让牧民对政策进行充分了解。因此，应当转变宣传方式，根据当地农牧交错区特色，充分利用网络等信息技术，因地制宜开展多种类别的宣传方式[4]，如实施入户宣讲，开展政策宣传讨论会等方式，让大家充分交流、交换意见，使作为草原主人翁的牧民真正了解政策的实际情况以及能为他们带来的利益。保证广大农牧民真正参与。
4.2.2 优化资金来源，拓宽补偿渠道
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自实施以来已有十二年的历史，尽管补偿范围不断扩大，但是补偿方式仍然保持着国家把控、政府出资的方式。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单一。草原生态保护是关乎全人类生存环境是否优良的大事，政府不仅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还应该拓宽多种融资渠道，优化资金来源，加强与企业合作，实行公私合营模式，利用市场手段[5]，探索生态补偿与旅游文化产业相融合的发展之路，实施更加多元的补偿方式，改变目前国家出资、政府组织补偿的单一局面，不应局限只发放现金的补偿方式，而应该推动产业生态化，提高生态补偿的造血能力，通过生态修复，使生态环境“绿水青山”的隐性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显性价值。使各方都能够源源不断地受益。
4.2.3 充分发挥牧民的草原主体地位
草原生态奖补政策以促进草原生态平衡和提高牧民的生活水平为目标，草原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牧民是草原的主体，牧民既可以成为草原的守护者，也可以成为草原的破环者。因此，在草原生态恢复治理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牧民的草原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其对草原生态保护的积极性，使其不再处于一种被动的、被监管的位置上[6]。相关部门在制定禁牧补助和草畜平衡补助标准的过程中应该扩宽言路，合理听取并采纳牧民的建议。只有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不仅仅把生态补偿政策作为一项硬性制度去实施，而是应该充分听取吸收牧民这个比任何人都了解草原的群体的经验智慧，使其政策实施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得到政策主体的配合和拥护，才能让受政策影响最大的牧民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和草原的守护者，实现人、畜、草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 百度百科.海南藏族自治州[EB/OL].[2022-09-20].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 E5%8D%97%E8%97%8F%E6%97%8F%E8%87% AA%E6%B2%BB%E5%B7%9E/2403365？fromtitle=%E6%B5%B7%E5%8D%97&fromid=9542366.
[2] 楊清，南志标，陈强强，等.草原生态补助奖励政策牧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甘肃青藏高原区与西部荒漠区的实证[J].生态学报，2020，40（4）：1436-1444.
[3] 赵梦蝶，张一心，郭晓敏，等.草原生态补偿政策农牧民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赤峰市与通辽市的实证[J].内蒙古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52（4）：437-448.
[4] 戴微著，谭淑豪.草原生态奖补政策效果评价——基于内蒙古典型牧区调研的制度分析[J].生态经济，2018，34（3）：196-201.
[5] 刘晓凤，刘燕华.黄河青海段水库移民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16（24）：29-31.
[6] 王瑜.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逆向效应的生成逻辑及其化解路径[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2，15（2）：109-115，90.
（责任编辑：敬廷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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