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 亭
[提要] 中华民族在发展进程中历经自在的历史形态和自觉自强的现代形态,具有历史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甲午战后,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中华民族从自在逐渐走向自觉,知识界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吸纳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建构了“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国家理论。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完成,中华民族被赋予了国民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意涵,具有了国家民族的政治属性,成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主体表达和国民依托。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多元交融的自在阶段、存亡抗争的自觉阶段和民族复兴的自强阶段,蕴含着民族认同的国家逻辑、民族演进的历史逻辑和民族复兴的现实逻辑。
民族历史是将民族现在与过去连接起来的纽带,能增强民族成员的归属感、认同感,提升民族发展的历史自觉和历史自信。中华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民族实体,体现为各族人民共享共同性的历史文化资源,具有历史属性和文化属性。甲午战后,西方列强在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社会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国家地位的衰落和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中华民族由自在逐步走向自觉;在反抗侵略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知识界和革命派代表人物学习借鉴现代西方政治思想,建构“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理论,推进“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丰富发展,使中华民族成为社会政治动员和凝聚各民族力量的政治符号和有效载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完成,中华民族具有国家民族和现代国家的政治属性,成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主体表达和国民依托。因此,中华民族发展具有历史生成性和现代建构性的双重特征,蕴含着从“天下”向国家转型中民族认同的国家逻辑、从自在到自觉发展阶段中民族演进的历史逻辑、从自觉到自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复兴的现实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P.244)因此,从历史政治学的研究视角,阐释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和自强的发展历程及其内在逻辑,深入把握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叙事,引导各族群众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为深入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
清末民初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借鉴现代西方政治理论,建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现代国家①观念,传统社会的政治思想体系逐渐走向瓦解,从“天下-华夷”观转向“国家-民族”观,推动传统(或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先秦时期,华夏先民依据自身文化特点构建了多重含义的“天下观”;儒家经典中的“天下”具有双重意涵:王朝国家的疆域空间和道德文化意义的天下。本部分从“天下”的双重含义层面,阐释鸦片战争后王朝“天下”转向现代国家的内在理路。
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体对自我和社会的认知建立在“天下”观念框架之下,表现在“天下-华夷”体系的道德自洽,这样古代中国人便形成依赖“天下-华夷”体系,区分和评判“我者”与“他者”,从而形成传统社会的自我(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独立性、自主性)认同和群体认同。传统社会的自我是“天下”的主体,镶嵌在“家国”和“天下”关系谱系之中。在“自我-家族-王朝-天下”的关系图谱中,“自我”是等级关系链条中的起点,而“天下”居于最高端,“平天下”是最高的人生追求和人生价值。人是万物之灵,生存于天地之间,即“天下”的范围之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P.278)这里的“身”是指自身,即自己、自我或个人、个体。人不是生物界层面上的自然存在物种,人与万物的区别在于,人是通过后天学习修养而具有道德律令的生命体,这个道德简称为“三才之德”,即《易经》中所谓天、地、人为三才,以及与之对应的天道、地道、人道。“三才之德”不是天生而来的,需要个人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提升道德修养和认识世界的能力,方可成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人在儒家思想中是儒者或君子,笼统地讲是德性较高的儒士文人。在儒者看来,“天”运行的规则就是“天道”,那就是天的运行规律,在自然界表现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农业社会自然规律的表现,是天的正道不可逆行,“此天道之大经也”。然而天却不能言之,“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3](P.189)既然天不能言,只能依靠人来弘扬“天道”,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人要为天地立心,即儒士或读书人要通晓万物造化之理,以达到彰显和弘扬天道的道德使命。完成弘扬天道的道德使命首先个人要有仁爱之心,其起点是孝敬自己的父母,再扩而广之爱家族、爱国忠君,最终仁爱之心扩展到“天下”。这是一个人正常且具体的发展过程,也是“立己”和实现人生价值的过程。因此,在儒家道德伦理体系内,人的道德意义深深嵌入家、国、天下之中,是“家-国”同构的统一。家、国、天下不仅提供了“我”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地理空间,也赋予“我作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和生存意义,体现中国传统“天下”观内视的核心思想。如若个体生存的“国”或“天下”②已亡,那么人之为人的文化和道德准则就消失了,个体只能通过“以身殉道”方式实现人生价值,或者奋起抗争担负起守护“天下”的责任,后者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的由来。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武力攻破中国国门,中国人在屈辱中步入近代历史阶段,中国社会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③,中国历史进入“天下”失落和“国家”兴起的时代。以农耕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发生碰撞,在中华民族屡遭磨难与抗争中,晚清士人认识到种族或民族间的竞争关系到民族存亡,他们发出中国遭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感叹,恰恰反映出自西周以来确立的中华礼仪文明,面对西方民族国家入侵时“天下观”的失落、对西方工业文明带来冲击的感叹。严复翻译并出版的《天演论》所阐释的进化论思想是对这一观念转变的最好注脚。在严复社会进化论思想的话语体系中,“天”不再是人和自然存在的道德和秩序根源,而是一个自然的存在,人可以征服自然和“天”;人世间,一切凭实力或强力说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多次打击下,晚清士人最终认识到,世界上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并不是那些虚妄的“天下”观念所能承载的,而“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论则是一个民族或种族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理论。个体的人必须从属于某族人或某国人,而后才能属于社会的人,才能在社会关系中实现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建立现代国家是个体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种理念引导下,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建构、国家主权意识和现代国家意识,主要表现为建构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理论,而中华民族和现代中国的建构是互为表里、相互推进的,于是“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以及由二者衍生的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就出现了。”[4]
现实社会中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历史的恒常性,个体来到世上便属于这个民族的一个成员,被赋予一种天然的担当和使命——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然而国家和民族都是特殊的人群共同体,都是现代性集体性概念,“集体的认同不像个体的认同那样,有一个明显可见的身体作为基础载体。集体认同的可见性受到一个完全来自象征层面的表达方法所限。”[5](P.136)在这样的情境下,建构一个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人群共同体成为时代需要,这个人群共同体就是近代中国人建构的具有政治属性的中华民族。清末民初,革命者和立宪派各自建构中华民族概念,其内涵所指从塑造黄帝为政治符号的大汉民族,发展到包含中国各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最终指向建构现代国家主体的中华民族。
甲午战前,中国人长期处于古代王朝国家统治之下,儒家士大夫以“天下观”和“夷夏之辨”构建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以“朝贡体系”处理并维系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政权或域外国家的交往关系,缺少现代国家观念。甲午战后,立宪派、革命派人士借助西方政治学理论,建构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国家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晚清政府无力回应民族主义等“西学”思潮带来的政治冲击,内忧外患的王朝危机日趋严重,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思想体系“天下观”和支撑其政治秩序的“朝贡体系”走向瓦解,清朝统治的合法性发生动摇。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现代“国家”“民族”等观念得以形成和传播,传统的“天下”观念逐渐从王朝国家的意识形态层面淡出。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6](P.87)这里的“国家”即是现代国家。有学者研究发现,甲午战争爆发之前的几年间,报刊、书籍、个人日记中使用“天下”一词曾一度出现高峰,而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一词使用频率明显增多;1900年之后,“民族”一词出现的次数显著多了起来,“天下”一词逐渐退出清末士人的话语体系,代之而起的是赋予了现代含义的国家和民族。[7](P.242)这种分析表明,随着“天下”观的消解和民族国家观的建构,个体的价值体现在对现代国家的奉献之中,而不是体现在传统社会单纯地维护旧有的文化和道德伦理实践活动中。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质体现在个体所在的群体之中,那就是归属于某个民族之人,明确自身的民族身份,在民族群体的活动中体现或实现自身价值。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这个民族就是中华民族。“民族被想象成一个在历史中延绵,其成员自然有其独特特征的共同体。”[8](P.36)所谓的“独特特征”,除却构成中华民族的自然因素之外,还包括中国人共同的民族身份和国民属性,这关涉到中华民族内涵为何要蕴含国民和国家问题。古代王朝国家权力集中在以君主为首的官僚贵族手里,广大民众处于臣服地位,而现代国家建构包含传统臣民向现代国民身份转变,最终成为持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国民。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主权在民”原则,主张“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9](P.297)中国人的政治身份开始转向现代国民,能够代表国民集体的是中华民族,而不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哪一个民族,集体性的中国人共同构成国民共同体,中国人被赋予一种担当和使命——维护中华民族共同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样,在中国近世转型中具有地理、文化内涵的王朝“天下”逐步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成为近代中国人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逻辑。
基于中国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情感,阐释中华民族的发展,增加中华民族历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性,建构具有历时性特征的中华民族概念内涵。“还原和再现历史是人类特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凝练和总结经验的本源性条件与可靠路径。”[10]从历史发展脉络中重塑中华民族观念,而这一阐释理路需要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才能显现出来。因此,从近代中国历史脉络中探寻中华民族历史演进逻辑,分析中华民族在发展中如何完成从历史性、文化性到政治性、国族性的现代性转变,即从根基性的历史描述到规范性的现代建构。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基本的民族学和政治学概念,在近代中国风起云涌的历史进程中,是如何嵌入人们的知识结构和国家政治话语体系的?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中华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概念的文化支撑。在中国古代文献典籍中, “中华”“华夏”“中国”等文字记载,是对早期族群及其文化生活的观念反映。“中华”的含义类似“中国”,但后者出现的时间比前者要早。“中国”一词见载于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指周王室为中心的地域为“天下”的中心,是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周成王时青铜器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意指周王所居京师一带的“中央之国”,是“天下”的核心区域,即黄河中游华夏族生活的区域,与周边的“四夷”相对。此时,“中国”一词包含了地理中心、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之意。在两汉时期,“中国”一词的地理范围已覆盖汉代疆域,并作为汉王朝的代称和汉代之前历朝历代的通称,在司马迁写的历史名著《史记》中,多次出现“中国人”一词。明朝建立者朱元璋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11](P.105),这里的“中华”是指以汉族人王朝,号召联合起来掀翻北方族群政权,重建为主体的王朝政权,是古代中国“华夷之辨”观的反映。
学界认为,古代中国只有家国天下观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观念;[12](P.38)与之相对应的是,古代中国只有家族或宗族观念,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在东亚甚至在亚洲范围内的大国地位还没有遇到挑战,中华民族还处于自发状态即费孝通先生所谓的“自在”阶段,中国人尚未形成自觉的中华民族意识。甲午战争改变了东亚国家的地缘格局,朝鲜王国结束了与中国数百年的宗藩关系而成为日本的附庸,中国在东亚各国中的老大地位被日本所取代,国际地位一落千丈,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中国士人“天朝上国”心态。中华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其后维新派发起戊戌变法运动、革命派发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活动、孙中山发出“振兴中华”号召,都是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展现,体现出中华民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受欧美和日本学界关于民族理论和民族建国思想的影响,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创造性地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华”词语与西方现代“民族”概念结合在一起,提出“中华民族”一词,而后对其阐释逐步形成中华民族概念。“中华民国”国名确立,使“中华民族”具有政治符号意义,促进中华民族观念的传播,推动学界和政界各派力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国从理论建构转向国家制度建构和制度条文落实,在建设共和政体的过程中增进人们的中华民族认同意识。此后学界和政界人士的中华民族观念才真正确立,而中华民族观念得以广泛传播并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可,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全面爆发阶段,民族危亡日渐加深,中国人民提出民族独立的政治目标,各界人士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次数明显增加。为把中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共同抗战,傅斯年、顾颉刚等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强调“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13]。
民族自觉即民族身份的自觉,这种自觉是凝聚中国各民族力量共同抗击外来侵略的时代要求,契合了志士仁人建构现代国家的时代诉求,推进中华民族观念在社会广泛传播,其时间跨度贯穿了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历史。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华民族从自在转向自觉,是在近代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完成的。[14](P.17)这一论断隐含着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演进逻辑,即近代中国因民族危机激发民族意识觉醒,从而促成中华民族自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各民族差异性存在,主张各民族平等团结,经过艰苦努力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后,“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的民族,变成了一个自觉、自强、自新的民族,拥有了全新的意义,成为中国各民族的普遍认同和根本归属。”[15](P.17)
民族意识觉醒是现代国家建立的必要前提,是现代中国稳固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必要条件。中华民族是客观存在的民族实体,而“意识”是一种思想、观念、精神等主观层面的认知结果,中华民族意识是对中华民族的自身认知即中华民族的自觉,是近代中国百余年抗击西方入侵的背景下形成的中华民族自我认知意识。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观念最初被知识界和政界部分人士所接受,最终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同接受的过程,也是民族意识得以生成发展的历程。无论是民国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时期,中央政府都以强化对全体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来淡化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筑牢中央政府执政之基、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20世纪前半期,人们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和内涵认知,从革命派最初单指汉民族到立宪派提倡的“五族合一”,再到各政治派别认同“五族共和”,最后涵盖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这种演变路径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建构与现代中国建构的历史同步性,以及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内在一致性,契合了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逻辑理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完全自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基本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16](P.29)从观念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发展成为国家民族从而具有现代意义,既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逻辑呈现。从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出凝练“中华民族”概念,到1912年孙中山创建中华民国,到1949年毛泽东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蕴含了百余年来中华民族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中华民族从自在、自觉到自为、自信、自强的发展历程,是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历史进程,表现为新时代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民族自觉到民族自为自强和民族复兴的演进理路,蕴含着中华民族发展的现实逻辑。民族复兴的主体力量是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现代中国的国家民族(state nation),是全体中国国民共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现代建构的结果。这里的“现代建构”,是指在建构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和现实需要的背景下,赋予中华民族国家民族的政治属性,强调中华民族的现代意义和社会政治功能。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现代建构是指近代以来基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需要和建设现代中国的现实诉求,在中华民族具有的历史属性和文化属性基础上,赋予中华民族现代政治意涵,使其取得国家形式具有国民共同体和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属性,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现代性演进或现代性转化。因为中国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特点和利益诉求,依靠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整体性凝聚成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即具有政治属性的国民共同体,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中华民族在发展历程中具有历史形态与现代形态,前者由中华各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稳定的人群共同体,即“合国内诸族为一体”;后者是指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成为国家民族,具有国家共同体的现代意涵。“对中华民族形成完整、准确的认知,必须注意一个根本性问题,即不能将今天的中华民族与历史上的中华民族混为一谈。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是其历史形态的继续和发展,与历史形态一脉相承,但二者之间也存在根本性的区别。”[17]这里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其一,中华民族和中国56个民族分属不同层次,中华民族是高层次的民族实体,是国家民族的政治共同体;56个民族是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族类共同体;其二,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态和现代形态的统一,历史上形成自在的中华民族是其历史或自然形态,具有历史和文化属性;中华民族的现代形态是对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进行现代建构的产物,赋予中华民族具有国家民族的新内涵和现代意义,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叙事方式,突出支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的主体地位,使中华民族具有现代民族的内涵、特征和功能。
民族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形式,其形态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相对应。从民族发展史的角度看,古代民族发展演变为现代民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民族在跨出氏族社会之后,就有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代民族,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的现代民族。现代民族建立在近现代经济基础之上,依存于近现代社会制度,具备近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明显的民族自觉意识。”[18](P.50)现代民族产生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对民族国家建立、巩固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我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一个以中原族体为核心的滚雪球运动。”[18](P.143)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历史命运,各族人民形成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意识逐步觉醒,中华民族走向民族自觉,并开始现代性转变。中华民族的现代性转化是近代中国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过程中逐步完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中华民族概念确立起到重要作用,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完成,这是中华民族由历史形态转向现代形态的标志性事件。
中华民族为什么从历史形态发展为现代形态?也就是说,为什么近代以来对中华民族进行现代建构?客观上讲,现代国家中社会成员的个体和群体都具有多重身份,如地域身份、民族身份、公民身份、政治身份等;主观上说,社会成员中个体和群体都存在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内在张力,他们的身份认同容易受到历史文化、集体记忆、认知程度、生活环境、利益关系、域外因素等多重因素影响而发生认知上的变化。“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塑造何种身份认同以及如何塑造,成为各派政治势力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国家建构问题,即构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如何构建的问题。”[19](P.25)这里的“建构”并非凭空设计,而是在传统王朝国家退出历史舞台之际,以“民族”“国民”“国家”等现代理念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而自然建构的结果,即纵向上承继王朝国家的历史、人口、疆域等自然要素,横向上吸纳现代西方政治观念建构现代国家的现实结果。现代中国秉持“主权在民”原则,代表全体国民的国民共同体是中华民族,表明中华民族在现代中国建构和建设进程中的主体地位。
国家类型的叙事方式是传统王朝国家如何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多要素综合演变的历史过程。民族国家是由民族与国家结合形成的一种国家类型,是现代国家的典型形态,在这种国家形态中,“民族”被赋予具有国家共同体属性和功能的重要概念。20世纪初年,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被引入到中国,清政府、知识界和革命者在不同的语境中理解并运用这些理论,以此建构现代国家政体。清末官方文件以“大清国”自称,使“天下”成为国家。与此同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近代知识分子将“民族”概念引入国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并建构其现代意义。对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是基于西方民族国家的叙事逻辑和话语体系,与清末“新政”中官方建构的国家叙事相呼应。然而清政府的“新政”措施和目的是维护清王朝“家天下”的统治,并非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清政府既不愿意赋予臣民相应的政治权利使之成为国民,也难以统合国内各民族力量。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以“振兴中华”为号召,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发动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以国民作为现代国家的主体力量,能够代表全体国民的只能是中华民族。这样,中华民族的现代建构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开始相结合,其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实质上,这涉及到民族国家的核心问题,即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民族与国家的关系等理论问题。现代国家出现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以“主权在民”为原则建立起来的,由国民身份的人群组成国家共同体。1648年欧洲诸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国家主权原则,这是建构现代国家的开端,国家的疆域、国民、主权等成为建构现代国家的核心因素,构成现代国家的主体是现代民族。
在民族理论政策领域有两个立场:一是国家立场,一是民族群体立场。中华民族是获得国家形式的民族共同体,是建构现代中国的主体,为国家共同体的巩固提供凝聚力。事实上,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都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取向,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只有站在国家利益立场或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立场上,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才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一致,才是适应国家治理需要的正确选择。全面把握中华民族的历史叙事、概念内涵现代意义,丰富中华民族理论的叙事方式、功能作用和话语体系,阐释现代中华民族的科学内涵和政治功能。“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表明,其现代国家的建设,必然要求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与国家民族的建构高度统一起来。”[20]新时代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汇聚各族人民的共识和力量。
总之,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救亡图存的共同历史命运和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需要,使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从自觉走向自立、自信、自强,发展成为更具包容性、凝聚力、统一性的命运共同体”[21],使中华民族具有国家民族的现代意涵,推进“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的丰富发展,拥有全新的现代意义,成为各民族共同奋斗的根本归属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国民依托。
注释：
①一般意义上,现代国家也称之为现代民族国家或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发端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政治共同体,突出领土完整、主权独立和现代国民构成,是国际社会的主体或代表。按照西方经典民族主义理论的观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其理想设想,但事实上当代世界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存在不同的种族、历史民族、语言、文化、宗教、移民的多样性问题。因此,能够代表国家的国民共同体是属于国家层面的民族,也是政治民族,如中华民族。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如汉族、蒙古族、满族等56个民族是中华民族的单元民族,是历史性民族,在国际上不能单独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
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不同,朝代更迭或王朝更替是谓亡国,仁义道德沦亡、“人将不人”,是“谓之亡天下”,顾炎武的“天下”是坚守儒家道德文化的“天下”,文化亡,即天下亡。参见《日知录》卷十三《正始》。
③19世纪70年代,列强从海上和陆地同时侵略中国,直隶总督李鸿章主张海防。他于1872年上奏清廷指出,欧洲诸国从南至北、从东至西入侵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李鸿章上书光绪帝,在《筹议海防折》中提出:“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参见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奏议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页。
猜你喜欢共同体中华民族建构爱的共同体散文诗（青年版）(2022年5期)2022-05-31共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中华环境(2021年9期)2021-10-14中华民族的独立之路小学生学习指导(中年级)(2021年9期)2021-09-27消解、建构以及新的可能——阿来文学创作论阿来研究(2021年1期)2021-07-31聚焦中华民族之瑰宝“非遗”北广人物(2020年51期)2021-01-10残酷青春中的自我建构和救赎新世纪智能(高一语文)(2020年9期)2021-01-04构建和谐共同体 齐抓共管成合力甘肃教育(2020年17期)2020-10-28共同体的战斗疯狂英语·初中天地(2020年6期)2020-09-11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保证当代陕西(2019年21期)2019-12-09From Xia People to Han People and to Chinese Nation— A Study of the Trajectory of the Cohesion and Integration of Chinese Ethnic Groups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s(2019年3期)2019-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