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认知视角下中小学积极教师文化状况的调查——基于娄底市及周边区域318例中小学教师的调研

李国强,李艳芳,谢平英,胡志英,胡 晖

(1.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质量监控与发展规划处,湖南 娄底417000;
2.娄底市第一中学 附属实验学校,湖南 娄底417000;
3.娄底市第四中学,湖南 娄底417000;
4.涟源市教师进修学校,湖南 涟源417114)

积极教师文化的提出与实践,源于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及教师自身专业发展的诉求,同时也受到积极心理学的影响,对此我们可以从其功能和表现层面加以理解。积极教师文化从文化功能视角来看,其相对于“教师消极文化”而言是具有教育信念、责任担当、积极进取、乐观豁达等精神内核,能够发挥激励、协同、创新等积极文化功能的一种教师文化形态;
积极教师文化的实际表现可从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由内到外的若干层面得到体现;
积极教师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合作性、创生性、坚韧性等方面。

以往关于积极教师文化的研究多为思辨探讨,较少实证分析。在专题的实证研究方面,我国台湾学者林志成、阶美玲称积极教师文化为正向的教师文化(positive teacher culture),并认为教师文化包括正向的教师文化与负向的教师文化。负向的教师文化系指教师表现平凡的规范、孤立、封闭、保守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正向的教师文化系指教师表现自主、主动、进取、合作、分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1]。该项研究调查的正向教师文化包括4个主要维度与内容:专业自主与发展、批判思考与反省、协同合作与因应、人文关怀与营造。

作为一种学校教师文化形态,积极教师文化可视为学校组织文化的一部分,以往的国内外关于学校组织文化的研究与测量主要集中在学校组织气氛层面,相关研究往往将学校领导文化(校长与教师之间相互影响形成的气氛)、教师文化的若干主要维度放在一起分析。其中,一些内容或维度涉及本问卷所关注的积极教师文化,如:学校的研究气氛[2];
与教师文化有关的士气、亲密两个教师行为层面因素[3-7];
亲和支持、同事情谊、专业分享3个因素[8];
亲密、团结、互助、凝聚力等维度[9]。其他一些相关研究,这里不一一述及。

本研究尝试采用自编的基于教师认知视角的《积极教师文化问卷》,结合《自我心理弹性量表》开展调查分析,目的在于考察城乡中小学积极教师文化的情况,为今后进一步探索中小学积极教师文化的建构、促进中小学教师积极心理品质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调查对象与抽样方法

2022年3月1日—20日,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湖南省娄底市及周边区域的城乡中小学在职教师进行线上问卷调查。调查的主要方式是利用“问卷星”平台向所在区域若干有代表性的城乡中小学和若干“省培”“国培”教师集训QQ群发放线上问卷调查链接,教师自愿、随机填答。最终,共发放问卷326份(填答人次),获得有效问卷318份,占比97.55%,样本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调查对象的主要情况表

续表

(二)调查量表

1.自编《积极教师文化问卷》

该问卷的主旨在于从教师认知、评价的视角评价学校积极教师文化的情况或水平。如前言所述,迄今较少有关于积极教师文化的专题实证研究,在已有的关于学校组织文化(气氛)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内容虽然涉及本问卷所关注的积极教师文化,但存在对积极教师文化研究不够全面、层次维度不够清晰、将积极教师文化与教师消极文化的一些特征放在一起调查的问题,未能有效地聚焦积极教师文化并作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调查分析。

本自编问卷主要参考了前述相关的研究内容和量表题项,基于对已有文献的分析、理论提炼以及对一线中小学教师的接触与访谈,最初将学校积极文化的具体调查内容划分为5个维度:专业自主与发展(自主性)、团结合作与支持(合作性)、开放包容与创新(创生性)、职业认同与坚守(认同感)、人文关怀与亲密(亲密性)。同时,为每个维度各设计6个相关问题。该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为中小学在职教师。问卷采用5级计分法(正向计分):完全不符合(1分),比较不符合(2分);
不确定(3分),比较符合(4分),完全符合(5分)。根据以往调查经验,考虑到调查对象为在职中小学教师,问卷未设计反向计分题目。每个分维度所包含的各相关题目得分之和为该分维度分数。每个分维度未细分次级维度。一般来说,各分维度和问卷总计得分的均分越高,则表明调查对象对所在学校的积极教师文化水平在相应维度和总体上的评价越高

预测数据经SPSS11.9统计分析表明,KMO抽样适度测定值为0.97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8 816.566,P<0.001,适合因子分析。

采用主成分分析,最大正交旋转对数据进行多次探索性因素分析,删去因子负荷小于0.3的项目和在多个因子上有较大贡献率的项目(考虑到与理论假设的一致性,保留了个别在两个项目上贡献率较接近的项目,按照理论假设的内涵确定其主要归属因子),最终确定积极教师文化问卷为25个条目、4个维度,每个维度的条目个数分别为10、7、4、4,累计贡献率为72.504%。4个因子分别重新命名为合作性因子、创生性因子、认同感因子、自主性因子,总体与最初的假设相吻合(最初假设的“亲密性”这一维度的4个项目分别归属合作性、认同感2个维度,另有2项删除),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积极教师文化问卷探索性因素分析表

以下涉及积极教师文化情况的结果分析,依据的是上述经删除项目、提取因子后确定的问卷所测数据,在本样本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α为0.971;
积极教师文化量表的总分与各个分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877—0.931之间,而且都达到了0.001的显著性水平。

2.自我心理弹性量表

本量表为Block和Kreman编制[10],简称ERS(Ego-Resiliency Scale),共14个项目,计各题项总分作为个体测评的结果,使用简便,适用于成人,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三)数据处理

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一)积极教师文化总体情况

积极教师文化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各维度均分及总均分≥3,显示总体情况较好,其中在合作性方面的得分最高,在认同感方面的得分稍低,见表3。

表3 积极教师文化的总体情况表(N=318)

(二)积极教师文化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积极教师文化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教师水平高于男教师;
在分量表上,各维度的均值都是女教师水平高于男教师,其中合作性、创生性有显著差异(见表4)。显示结果总体而言,在学校工作与生活中,女教师较之男教师更倾向于加强合作、探索教育教学、认同教师职业、追求专业发展。

表4 积极教师文化性别上的差异比较表(M±SD)

对不同年龄的教师的积极教师文化各维度和总体得分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和总体得分在年龄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5)。值得注意的是,从表中各项得分的情况来看,积极教师文化各维度和总体得分随年龄增长呈现“凹型”变化趋势——中年年龄段(36—45岁)的平均得分均偏低,其中在认同感和自主性两个维度上较为明显(不同工龄有类似趋势,这里未呈现结果)。

表5 不同年龄教师在积极教师文化上的差异分析表(M±SD)

对不同学历的教师的积极教师文化各维度和总体得分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和总体得分在学历上均存在十分显著的差异(见表6)。从表中的各项得分情况来看,总体而言,积极教师文化得分情况随学历的增高有降低的趋势。

表6 不同学历教师在积极教师文化上的差异分析表(M±SD)

对不同职称的教师的积极教师文化各维度和总体得分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创生性”维度和总体得分在职称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见表7)。从表中各项得分的情况来看,总体而言,积极教师文化得分情况随职称的增高有降低的趋势。

表7 不同职称教师在积极教师文化上的差异分析表(M±SD)

对不同学校的教师的积极教师文化各维度和总体得分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各维度和总体得分在不同学校上均存在显著或十分显著的差异(见表8)。从表中各项得分情况来看,总体而言,积极教师文化得分情况随学校层次的增高有降低的趋势,同时乡镇小学高于城市小学、小学高于中学、乡镇中学低于城市中学。

表8 不同学校教师在积极教师文化上的差异分析表(M±SD)

(三)积极教师文化与教师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分析

采用计算Pearson相关系数的方法进行积极教师文化与教师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积极教师文化4个维度、总体均分都与教师心理弹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

表9 积极教师文化4个维度与教师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系数表

(一)积极教师文化状况

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学校教师文化,以往存在着一些消极现象。有研究和调查显示:中小学教师在创新能力、参与科研的能力与热情以及专业实践能力方面比较欠缺[11];
在学校创生取向课程的实施中,教师存在行为不当和认同障碍的问题[12];
教师合作动力不足、合作形式单一、合作内容层次较浅;
等等[13]。本调查显示,基于教师认知视角的学校,积极教师文化总体情况较好,在合作性、创生性、认同感、自主性各维度上的得分也都超过了理论中值,其中在合作性方面的得分最高,在认同感方面的得分稍低。这一结果表明,经过近年来的基础教育领域改革,中小学教师文化的整体面貌已经有了较大改观,积极取向的发展态势趋于明显。

(二)积极教师文化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

本调查主要考察了教师认知视角下的学校积极教师文化在性别、年龄、学历、职称以及所在学校层级这5项人口学变量上是否存在差异。结果显示,积极教师文化总体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教师水平高于男教师;
积极教师文化各维度和总体得分随年龄增长而呈现“凹型”变化趋势——中年年龄段(36—45岁)的平均得分均偏低;
积极教师文化得分情况随教师的学历增高、职称增高均有降低的趋势;
总体而言,积极教师文化得分情况随学校层次的增高有降低的趋势,同时乡镇小学高于城市小学、小学高于中学、乡镇中学低于城市中学。上述结果提示,虽然中小学积极教师文化的整体状况较好,但对男教师群体、中年年龄段教师、城市小学和乡镇中学教师的状况需给以适当关注,同时较高学历、较高职称教师的积极教师文化也存在相对不足的情况。以往也有调查显示,中小学教师自主水平在不同职称、学段、地区、教龄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14];
城市教师的职业认同水平较高[15];
农村学校教师职业认同度普遍较低[16]、专业自主性不足[17]。这一现象说明,积极教师文化的建构有其复杂性,不能简单化认识,其差异原因可能要从相关教师亚群体的职业压力、相对剥夺感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揭示。

(三)积极教师文化与教师心理弹性之间的关系

本调查显示,积极教师文化4个维度、总体均分都与教师心理弹性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同时,也说明本调查依据的基于教师认知视角的学校积极教师文化问卷能够较好地预测教师心理弹性水平,支持了以往研究所提出的主张——以教师文化建设发展教师心理弹性[18]、促进积极教师心理品质的培养[19]。特别是对于农村学校教师,我们要重视提高农村教师职业认同感、提高教师专业知识水平和能力、增进教师交往等,以提升农村学校教师的心理弹性[20-21]。值得指出的是,虽然有其他调查发现目前中小学教师心理弹性处于中等以上水平[22],但在本调查中,教师心理弹性整体水平不高,总均分为2.95,约在中等水平,这说明当前影响教师心理弹性的因素不仅有教师文化,还可能有其他因素,如学校领导、教师收入、教师工作量等。

(四)积极教师文化评价及研究的展望

迄今关于积极教师文化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本调查的自编问卷是基于以往相关研究做出的尝试,由于受样本数量等限制,问卷调查维度结构还有待优化完善。正如有学者提出的目前关于教师文化的内涵、类别及其形成历程的概念并不相同,教师文化常因社会变迁而改变,教师文化有正负向(积极与消极)的差异[1]114,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还有待深化。同时,从本调查的结果来看,在实践上也还需基于学校教师文化的实际状况,进一步有针对性地探索学校积极教师文化的建构途径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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