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毅，黄 涛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420；
2.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南平 354300）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休教授Sam Glucksberg是实验心理学领域的先驱，开创了语言隐喻的认知神经实验研究范式，被誉为“数代普林斯顿师生的智慧之源”。1980 年，认知语义学者Lakoff 和Johnson 在其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肇始了概念隐喻理论[1]。该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也是描述事物的一种替代性（即用一种事物刻画/ 描绘另一种事物）思维方式。孙毅[2]126指出作为一种人类特殊的概念方式和认知工具，隐喻是观察世界的新途径、看待事物的新视角，是从已知向未知过渡，从而结识、了悟未知的桥梁和媒介。通过隐喻这一主要机制，人们以具体事物作为“源域”向抽象事物所在的“靶域”进行映射，从而更好地理解抽象、陌生的事物[3]。基于此，Glucksberg 教授以其毫不妥协的质疑精神和严谨的实验方法驳斥了“标准语用理论”、推翻了“隐喻生涯假说”，提出了理解隐喻的“交互属性归因模型”，最终形成认知神经隐喻观。Glucksberg 的认知神经隐喻观从语境、“名词-名词”组合的相似性、隐喻理解的原理、隐喻认知模型以及隐喻与明喻的关系等方面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对隐喻的研判，进一步丰富提升了当代隐喻学。本文爬梳整合了认知神经隐喻观的主要观点和发展历程，意欲助力相关研究者全景式地梳理和了解这一重要隐喻观，推动当代隐喻学向纵深发展。
Glucksberg 的认知神经隐喻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辩证地吸收了隐喻研究不同时期的各路观点。Glucksberg,Gildea 和Bookin[4]质疑了标准语用理论，并用实验证明“流利的语言使用者也能理解某些类型的隐喻意义”，即隐喻的非字面意义是客观、自然和不可小觑的。Patricia 和Glucksberg[5]旋即探讨了隐喻的最小构成，并证实了所有类型语境在启动时均能促进隐喻理解。Glucksberg 和Keysar[6]4发现隐喻理解无须借助明喻，前者是范畴化陈述，而后者则为相似性表达。McGlone,Glucksberg 和Cacciari[7]用实验证明了人们在理解隐喻、习语等语句的非字面意义表达与字面意义表达时，速度和难易程度上相差无几。Glucksberg,McGlone 和Manfredi[8]开创了理解隐喻的交互属性归因模型，认为隐喻载体和主题之间是一种范畴关系，而非仅是比较关系。Glucksberg 和Haught[9]376又例证了隐喻不能总是被转述为与之对应的明喻，因此隐喻比较论存在根本缺陷，继而推翻了隐喻生涯假说。
据上，本文旨在厘清认知神经隐喻观的体系，依次从隐喻中的语境、“名词-名词”组合相似性、理解隐喻的原理与隐喻理解模型，以及隐喻与明喻的关系等五个方面系统地呈现认知神经隐喻观的发展轨迹。
（一）语境与隐喻理解
语境即言语环境，直接关系着交际双方能否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在语言交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一句话在不同语境中所表之意可能大相径庭。孙毅[10]指出语境决定我们的思维如何被隐喻地建构。Patricia 和Glucksberg 于1983 年在其著作《言语学习和言语行为》（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中率先探讨了在隐喻理解中最小适切语境（minimal appropriate context）的构成，并通过一系列实验证明仅提供隐喻载体和主题即足以理解该隐喻。
字面语境和修辞语境都能促进即时准确地理解隐喻。在隐喻句中，当启动词的修辞意义和字面意义在心理上彼此不同（即在记忆中分两个条目独立存储）时，修辞意义比字面意义能更有效地激活该隐喻。反之，当启动词的修辞意义和字面意义在心理上没有区别，只是在不同实例中表示单一核心概念时，字面意义和修辞意义都能有效地激活隐喻的修辞意义。
人们可以快速、自然地理解简单的主格隐喻（例如，some jobs are jails），无需额外语境的加持。因为简单主格隐喻的主题和载体关系明确，载体的显著属性既适用于隐喻主题，又提供了主题的相关信息。然而，当隐喻主题和载体关系过于笼统或模棱两可时，则需外部语境的助力。如“乔治是一头大象”（George is an elephant）中，需要句外语境的辅助才能确定说话者想要表达的是大象的某个还是多个特定属性。乔治是被看作大块头，还是胃口大，抑或是喜欢吃香蕉，还是个健忘者？这些均需外部语境的补充加以确定。
语言在使用过程中受语境、词汇等因素影响会滋生歧义。隐喻作为一种修辞语言常有两种歧义类型：语用歧义和词汇歧义。Miller[11]将语用歧义归属为认知问题，无论是提问、请求还是断言，对于任何给定话语，听者必须认识到该话语的交际功能。然而，话语的表面形式并不决定交际功能。例如，疑问句“你能闭嘴吗？”（Can you please shut up?）压根不是提问，而是请求。对于“X 是Y”的形式则需确定X 和Y 间的确切关系。譬如：
（a）树是植物（蕴涵关系）；
（b）树是地标（归属关系）；
（c）树是工厂（以主格隐喻形式隐含的明喻）；
（d）树是一种植物（蕴涵关系或含蓄的明喻）。
上述语句（a）和（d）具有完全相同的表面形式和内容。“植物”一词倘被解释为一种生物，那么相关的陈述表达了一种蕴涵关系。倘若该假设正确无误，那么对植物描述正确的一切也一定适应于树。然而，如果“植物”一词被解释为“工厂”，那么相关陈述即为主格隐喻。树并非字面意义上的工厂，但在某些方面像工厂——制造化合物、水养供应系统等。承上所示，即使是像上面（a）、（d）这样的字面陈述也会引起识别问题。具体而言，字面话语较之隐喻不具备优先选择性，例如，“一些工作是监狱”（some jobs are jails），其中预期关系是归属关系，而非蕴涵关系。
词汇在隐喻句中构成最小局部语境。当隐喻载体指代概念属性而非指概念本身时，就会出现词汇歧义。因为隐喻载体对于主题的构建只是部分的而非整体。倘若是整体的，一个概念实际就是另一个概念，而不仅是假借概念进行理解。例如：“他的心是一台冰箱”（his heart was an icebox）和“所有婚姻都是冰箱”（all marriages are iceboxes）。“冰箱”的前一种用法取义较为明确，而后者则略显晦涩。再如：“他喝了港口”（he drank the port）和“他享受港口”（he enjoyed the port）。在首次使用“port”时，“它”可能是一种饮料；
第二次使用时，“port”要么是饮料，要么是港口。因此，无论是隐喻性冰箱（iceboxes）还是字面意义上的港口（port），词汇所指代内容均直接影响语句理解。一句话的内容可使歧义最小化，另一句话的内容也可使歧义最大化。如果句子内容不能有效界定该句关键词汇的意义，则需要会话的一般主题为之提供必要信息。
（二）“名词-名词”组合的相似性与隐喻理解
一般来说，“名词-名词”组合可以通过以下三种策略来解释：关系链接（relational linking）、属性构造（property construction）和糅合（hybridization）[12]。关系链接策略是指概念组合中的两个名词存在某种关系，修饰语和中心名词的表征不会发生变化。例如：“mourner musician”，意为“为哀悼者演奏的音乐家”，该复合词由中心名词（音乐家）和修饰名词（哀悼者）构成。属性构造策略是指将组合中修饰名词的一个或多个属性归于中心名词来解释概念组合。例如：“medicine music”是指“可达到治疗目的的音乐”。该复合词中，修饰名词（medicine）的多个属性归于中心名词（music）。糅合策略是指将这两个名词概念糅合在一起，获得彼此属性，从而构成一个新概念。例如：“Prose music”指“唱诗散文”，如“歌剧中的朗诵就是散文音乐”（Recitative in opera is prose music）。需注意的是，在糅合过程中，两个名词均无法明确地识别为中心词或修饰语，因其兼具修饰与被修饰的属性。
遇到“名词-名词”构成的概念组合时，该如何选择相应的解释策略呢？根据Wisniewski[13]，听众或读者选择策略的一个决定因素是相似的成分，而决定相似性的因素之一是范畴归属。一般来说，两个相似概念来自同一个自然或相对熟悉的范畴。当两个名词彼此相似时，如臭鼬松鼠（skunk squirrel），属性构造或糅合是首选策略。在属性构造的解释下，该合成词可被解释为白色条纹的松鼠，气味难闻的松鼠，或两者兼而有之。修饰词skunk 的条纹和气味特征归属于中心名词squirrel。倘选择糅合策略来解释，那么“臭鼬-松鼠”（skunk squirrel）是指混合臭鼬和松鼠特性的杂交动物。当这两个名词不相似时，比如在“stone squirrel”中，关系链接就成为首选策略，指石头松鼠，修饰语（石头）和中心名词（松鼠）的表征并未变化。然而，Goldvarg 和Glucksberg[14]通过实验证实：成分的相似性既非属性构造的必要条件，也非属性构造的充分条件。两人在实验中使用了两种极端的成分相似性，即来自不同分类范畴、差异悬殊的成分对和来自相同分类范畴高度相似的成分对。实验结果表明在这两种情况中，相似性本身并未导致人们使用属性构造策略解释隐喻。对于不同成分，当满足属性归属条件时，使用属性构造；
对于字面上相似的成分，糅合优于属性构造。
在“名词-名词”概念组合中，修饰性名词在何种情况会使用隐喻意义？根据Levi[15]的步骤来评估“形容词-名词”的组合，如果一个“名词-名词”组合使用修饰性名词隐喻，那么其可被解释为“X is a Y”的隐喻形式。比如“shark lawyer”“rose girl”和“movie life”的名词组合，通过属性构造策略可分别释为“律师是鲨鱼”（the lawyer is a shark）；
“女孩是玫瑰”（the girl is a rose）和“他的生活是电影”（his life is a movie）。相反，关系链接和糅合解释策略都不能用这种方式来解释。“night snake”（一种在夜间活动的蛇）和“heart surgeon”（一种进行心脏手术的外科医生）不能释为“蛇是夜”（the snake is a night）或“外科医生是心脏”（the surgeon is a heart）。如把知更鸟金丝雀（robin canary）理解为知更鸟和金丝雀的结合体，那么“金丝雀是一只知更鸟”（the canary is a robin）的解释也行不通。由此可见，唯有在属性构造中修饰语是隐喻性的，在关系链接和糅合中修饰语仍指其字面意义。
属性构造是通过属性归因来实现的，那么概念组合中的相似性是否会促进属性归因？Wisniewski[16]指出：“为了将一个概念的性质应用于另一个概念，这些概念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因此，成分相似性应是属性归因的促进条件，具有相似成分的组合概念比具有不同成分的组合概念更可能进行属性归因。然而，Estes 和Glucksberg[17]通过实验证实属性归因与成分相似性本身无关。相反，每当修饰语的显著属性归因于中心名词的相关维度时，属性归因即成为可能。在“shark-lawyer”例子中，修饰语的一个显著属性（如凶恶）填补了中心名词的一个相关维度（如性格）。总之，组合概念的相似性是理解过程的结果，而非该过程的先决条件或组成部分。因此，成分相似性要实现属性归因，从而达成属性构造的隐喻性理解，需要满足中心语（隐喻主题）属性维度的要求和限制。隐喻理解是主题和载体基于成分相似性属性归因的互动结果，这为其后的交互属性归因模型提供了理论基础。
（三）隐喻理解的原理
1.字面意义与非字面意义
隐喻中词语和句子的字面意义通常与所表意义（非字面意义）是不一致的。如何才能准确理解说话者欲表意义，而不限于其字面意义呢？标准语用理论认为，人们在理解语句前首先必须厘清话语的字面意义，然后才能推测字面意义在上下文是否表意。倘其在语境中无意义，才考虑非字面意义[18]。该理论提供了三种可验证的含义：
①理解隐喻必然比理解字面意义更困难，耗时更长；
②非字面理解是可选的，只有当句子的字面意义在语境中无意义时，才会考虑探求其非字面意义；
③隐喻的基础（隐喻主题X 和隐喻载体Y）是比较两者属性而得到的，X 和Y 属性不通才能构成隐喻基础。
依据标准语用理论，首先，字面意义总比非字面意义更加明晰，并且推导非字面意义更费时，因此理解隐喻必然比理解字面意义更困难。然而，前文中提到的McGlone,Glucksberg 和Cacciari 证实人们理解隐喻、习语等非字面意义的表达与理解字面意义（和隐喻、习语相当的表达）在速度和难易程度上无显著差异。
其次，依据标准语用理论，非字面理解是可选的。为了证明非字面理解是不可选的（即使字面意义在语境中也完全表意）这一观点，Glucksberg等人模仿Stroop[19]的经典论证开展了相关实验。实验结果证明流利的语言使用者不能抑制对某些类型隐喻意义的理解，即非字面意义和字面意义一样是自发的。具体操作如下：
①实验目的：证明流利的语言使用者不能抑制理解某些类型句子的隐喻意义（即非字面意义）。
②实验保证条件（目的是确保实验对象没有动机去寻求句子的非字面意义）：确保每个句子都能关注到；
无论真假（true or false），都能在语境中完美解释字面意义。
③实验的方法及要求：强调字面真值，在屏幕上逐一展示句子，要求实验对象判断每句的真假。测试句子的四种类型如下。
字面上正确的句子，例如：一些鸟是强盗（some birds are robbers）；
字面上错误的句子，例如：一些鸟是苹果（some birds are apples）；
隐喻语句，例如：一些工作是监狱，一些笛子是鸟（some jobs are jails,some flutes are birds）；
错乱隐喻，例如：一些工作是鸟，一些笛子是监狱（some jobs are birds,some flutes are jails）。
④实验场景假设：
假设1：受试忽略隐喻的非字面意义，隐喻句和错乱隐喻句很快都被判为“false”（“真的”非字面意义不会干扰“假的”字面意义）；
假设2：受试注意到隐喻的非字面意义，隐喻句被判为“false”比错乱隐喻句耗时更长（“真的”非字面意义与“假的”字面意义产生反应竞争）。
⑤实验结果：人们判断字面错误句、错乱隐喻句和隐喻句为“false”的平均反应时分别为1185ms、1162ms 和1239ms。该结果充分说明实验对象无法忽略隐喻的非字面意义，他们已自动而非选择性地理解了隐喻句“真的”非字面意义，而且理解速度足够快，以至于不受错误判断的直接干扰。
2.比较观与范畴观
当代心理语言学关于隐喻生成和理解的观点主要有两派：比较观与范畴观。比较观认为理解“X 是Y”（X is a Y）形式的隐喻，可将其转换为明喻形式，即“X 就像Y”（“X is like a Y”），然后通过比较X 和Y 的属性来理解明喻，进而阐释隐喻。依循该观点，隐喻和明喻几无区别：“隐喻也是明喻，且差别很小[20]。” Fogelin[21]指出隐喻比较论至少支持以下两个论点：
①隐喻的字面意义与对应明喻的字面意义相同；
②隐喻的修辞意义与对应明喻的修辞意义相同。
隐喻从字面上来说有误，例如“my job is a jail”中人的工作不可能是真的监狱，因此需要寻求另一种“真实”解释。任何两样东西，即使是工作和监狱，也存在许多方面的相似性，所以任何明喻或比较必须找出恰当的相似点。因此，解释隐喻的一种方法是将其转换为明喻，然后找出主题（如工作）和载体（如监狱）在语境中的相仿之处。由此可见，比较观依赖一个关键假设，即隐喻和明喻在本质上是相等的，隐喻总归可被释为明喻。要把隐喻理解为一种比较，隐喻须能用明喻形式来表达。
然而，与比较观相应的范畴观认为隐喻和明喻均由自身因素而被人理解：隐喻是范畴化的断言，明喻是相似性的断言（Glucksberg &Keysar,1990）[6]7。隐喻和明喻相对独立，理解隐喻不一定要先转化为明喻，隐喻直接可被理解。一个有力证据是，用范畴形式（如“我的律师是一只鲨鱼”）理解隐喻比用明喻形式（如“我的律师像一只鲨鱼”）耗时更短[22]。隐喻比明喻更易理解，这表明其自身根本上属于隐喻范畴（Glucksberg&Keysar,1990）[6]8。因为任何两样东西在许多方面均相似，所以任何单一事物或概念均可用多种方式进行分类。例如：“苹果”“鲨鱼”和“律师”这三个概念。苹果和鲨鱼均属食物范畴，鲨鱼和律师均可归为捕食者。当说“我的律师就像一条鲨鱼”时，是指字面意义上的海洋生物。当说“我的律师是一条鲨鱼”时，指的是作为捕食者的鲨鱼，实际上可用“鲨鱼”一词来命名此类。“鲨鱼”是多义词，可用于双重指称：在明喻中指字面上的鲨鱼；
在隐喻中指字面上的鲨鱼所代表的抽象隐喻范畴，即“捕食者”。
综上所述，在隐喻句中，隐喻载体具有双重指称功能，既用来指抽象的上级概念，也用于指范畴的底层实例。这样范畴观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不同事物可以相互比较的悖论，也解释了隐喻比较为何可被表达为范畴陈述，反之亦然，即范畴观下字面意义和非字面意义可以互为表达，而字面比较观则不能。明喻比较（例如，我的律师就像一条鲨鱼）可以转化为范畴形式（我的律师是一条鲨鱼），而意义上并无明显变化。然而，字面上的比较（例如，梭鱼像鲨鱼）如果转换成范畴形式（梭鱼是鲨鱼）则无意义。因为隐喻是一种隐性的范畴陈述，所以隐喻比较可被表达为范畴陈述（Glucksberg&Keysar,1990）[6]16。
比较形式和范畴形式对大多数隐喻理解是相同的。此外，当隐喻以范畴形式出现时，可作为范畴来理解；
当其以比较形式出现时，可作比较或隐式范畴的方式来理解。然而，当某隐喻与其对应明喻有不同解释时，隐喻只能被理解为范畴，而明喻只能被判断为比较。最后，当一个隐喻很难被理解为一种范畴时，它可重新解释为某狭义比较。因此，比较和范畴可视为理解隐喻的两种互补策略，选择哪种策略取决于隐喻的质量与适和度。
（四）隐喻理解的两个模型
隐喻主题和隐喻载体是一个隐喻句的基本构成成分，两者间的交互是理解隐喻句的关键所在。哲学家Max Black[23][24]认为理解隐喻［如“宗教是毒品”（religion is a drug）］的过程就是主题（宗教）与载体（毒品）概念的复杂互动过程。为了描述隐喻主题与载体间的这种交互，心理语言学先后提出了两大模型：属性比较模型（Miller,1979;Ortony,1979;Verbrugge&McCarrell,1977）和属性归因模型（Glucksberg,McGlone &Manfredi,1997;McGlone,1996）[25]。尽管两个模型间的表征差异细微，但其对于隐喻主题和载体在隐喻解释中所起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并体现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属性比较模型
属性比较模型能追溯至古先哲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提出隐喻表达一种比较关系（X 像Y）（X is like a Y），因为隐喻的基本形式（X 是Y）（X is a Y）存在范畴冲突。例如，宗教是毒品（religion is a drug）这一隐喻被认作比较“宗教像毒品”（religion is like a drug）的一种强调形式，因为毒品这一范畴通常不含宗教属性。属性比较模型假设隐喻中的主题和载体均指其常规的字面指称物，理解隐喻的第一步是识别隐喻中所含比较，识别完成后，通过对比两个比较概念的共同属性来解释该隐喻。属性比较模型假设将隐喻和明喻在本质上应等同看待，认为隐喻总可被释为相应的明喻。属性比较观有两大假设，但均经不起推敲。第一个假设：主题和载体术语的指称范围仅限于常规的词典定义。正是该假设促使亚里士多德首先断言隐喻是隐性比较。倘可将隐喻载体（毒品）理解为包含主题（宗教）的一个范畴，那就不必将“宗教是一种毒品”转化为比较形式来理解了。第二个假设：人们在理解隐喻时能意识到主题和隐喻载体的共有属性。这显然与人能解释信息隐喻（informative metaphors）的事实不符。例如，“那部电影是一场布道”，对于不熟悉该电影的人来说，电影所含的说教或道德等属性，不可能在人们脑海中提前出现。然而事实是，即使读者对该电影并不熟悉，这些也正是读者在读到该隐喻时所想到的属性。
2.属性归因模型
“属性归因模型”亦称“交互属性归因模型”，是继属性比较模型后又一个试图解释隐喻主题和载体交互的模型。交互属性归因模型认为隐喻载体和主题之间不是一种比较关系，而是一种范畴关系。隐喻载体是包含主题字面指称物的属性范畴。载体作为一个属性范畴来描述隐喻主题，提供了可归属于主题的属性。例如：“那部电影是一场布道”，隐喻载体（布道）提供了可归因于主题（那部电影）的候选属性，载体是一个属性范畴，主题是以载体为例证和命名的范畴成员。“那部电影是一场布道”的说法可解为：一个范畴包含断言，隐喻的主题（那部电影）被分配到一个名为“布道”的范畴中。载体词“布道”被用来命名此类说教话语，类似的还有讲座、演讲、小说以及真实的布道。需明确的是，布道这一载体具有双重指称功能，既指字面概念（一场真实的布道），又指概念所例示的范畴（例如，道德话语）。Glucksberg,McGlone 和Manfredi（1997）[25]1210-1211提出了交互属性归因模型的两项主张。第一，在隐喻理解过程中，主题和载体扮演不同角色。主题提供属性的维度，而载体提供可归因于主题的属性。第二，术语载体是指比主题词更高级的抽象概念。当一个术语被用作隐喻载体时，它是一个上级范畴，包括主题词和该术语的字面意义。总之，交互属性归因模型中主题和隐喻载体在隐喻理解中扮演不同角色，但其对隐喻理解过程贡献了同样重要的信息：主题提供了属性维度，而载体提供了可能归因于主题的属性。
（五）隐喻与明喻的关系
属性比较模型和交互属性归因模型解释了隐喻句主题和载体的交互关系，那么隐喻句本身（X is a Y）与其对应的明喻（X is like a Y）之间到底关系为何呢？隐喻理解的比较观认为隐喻和明喻本质相同，任何隐喻均可转述为与之对应的明喻，反之亦然。然而，范畴观则认为隐喻是范畴化断言，明喻是相似性断言。隐喻无须转述为明喻即可被人们直接理解。本文拟就从隐喻载体的双重指称功能、隐喻生涯假说和新颖隐喻与明喻的关系等三方面来探讨隐喻与明喻的关系。
1.隐喻载体的双重指称功能
一个隐喻可用与之对应的明喻来解释本身就步入“不同事物可以相互比较”的悖论。从字面意义上看，隐喻的基本形式（X is a Y）是错误的，因为X 和Y 是两个不同事物，不能说X 是Y。为何隐喻可用比较方式来解释两个不同事物，而字面上的范畴断言却不能？隐喻（如“我的律师是一条鲨鱼”）可转化为比较形式（我的律师像一条鲨鱼），意义上无明显变化。但字面比较（如“梭鱼像鲨鱼”）如转换成范畴（梭鱼是鲨鱼）就不正确了。
由此可见，比较形式（明喻）和范畴形式（隐喻）是隐喻表达的两种不同形式。在大多数情况下，隐喻和明喻有类似解释，可作彼此的释义。然而，由于隐喻载体的多义性，隐喻和明喻不一定总能成为彼此的释义。隐喻载体的多义性源于Glucksberg 等人（1997）[25]1211提出的隐喻载体具有的双重指称功能。由于任何单一事物或概念都可按多种方式进行分类，所以隐喻的比较形式和范畴形式可有不同指涉。在比较形式中，隐喻载体是指字面概念，例如“我的律师像一条鲨鱼”，术语“鲨鱼”指字面上的鱼。在范畴形式中，“我的律师是鲨鱼”，“鲨鱼”指一个抽象（隐喻）的掠食性生物类别。换言之，隐喻载体在隐喻中既可用来指称抽象的上级概念，也可用来指称该概念的基层范例。隐喻载体的双重指称功能不仅顺理成章地诠释了不同事物可比的悖论，同时也意味着隐喻可以通过“作比较”或“范畴化”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2.隐喻生涯假说及其局限性
既然隐喻可以通过作比较（明喻）和范畴化（隐喻）两种方式进行理解，那么这两种方式能否相互转化？由此Bowdle 和Gentner[26]提出了隐喻生涯假说（the career of metaphor hypothesis）。该假说主张话语在首次被引入隐喻时，对于其受众来说是新奇的，所以总是依据与之相应的明喻来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在不同语境中的反复使用，新颖隐喻出现了一种从作比较（明喻）到范畴化（隐喻）的转变，隐喻随之约定俗成。这种从比较到范畴化的转变过程构成了任何特定隐喻的演变历程。对一个从未接触“人是狗”这一隐喻的听众来说，“人是狗”的话语会促使其尝试用类比推理的方式将狗的相关特征映射到人身上。然而，倘若听众之前多次接触过此隐喻，那么会在人和狗的从属范畴之上构建一个新范畴，该范畴包含两者共有的抽象结构，狗的寓意则是该抽象范畴的原型[27]。
根据隐喻生涯假说，新颖隐喻由于其新奇性，一开始总是依据与之相应的明喻来进行理解。但Glucksberg 和Haught（2006）[9]365-366指出：隐喻生涯假说虽承认了隐喻载体的双重指称，但并未认识到由于隐喻载体的多义性，载体本身在隐喻和明喻形式中会指代不同的实体或概念，因此导致人在理解隐喻和与之对应的明喻时出现巨大差异。书中选取了两个实例论证了此观点。
①当安然公司因可疑的会计程序爆出丑闻后，社会上就出现了如“世通将成为下一个安然”（WorldCom will be the next Enron）的言论；
②在2000 年的总统选举中，迈阿密戴德县初选后的电脑系统崩溃，投票记录消失了，因此迈阿密戴德县的总统投票一直存疑。2004 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戴德县选举改革联盟主席说，“这表明除非我们现在采取行动，否则佛罗里达将成为下一个佛罗里达”（This shows that unless we do something now—Florida is headed toward being the next Florida）。
在两例中，范畴形式显然是适用的。如果这两种说法用明喻（比较关系）来解释：“世通将像下一个安然”，“佛罗里达的走向正像下一个佛罗里达一样”，这显得怪异冗余。一家声名狼藉的公司可以像安然，但不能像“下一个安然”。而且，“安然”和“佛罗里达”这样的新颖隐喻最初并未像隐喻生涯假说那样被表达为明喻。事实上，如果“隐喻生涯假说”普遍正确，那么新颖隐喻（例如“安然”“佛罗里达”）应总以明喻形式引入，范畴形式只能在进行足够程度的规约化之后生成。由于隐喻不能总被转述为明喻，也就不能总用对应明喻来理解隐喻，因此隐喻生涯假说就无法成立，即隐喻不是从比较开始，在一定程度的规约后发展为范畴。
3.新颖隐喻与明喻
隐喻生涯假说认为新颖隐喻最初都是通过转述为对应的明喻来理解的。那么，新颖隐喻和明喻能否一样具备同等价值或在其之上？该问题涉及新颖隐喻与明喻哪个更贴切易懂，即新颖隐喻的范畴形式与比较形式何者适和度更高、更容易理解。Glucksberg 和Haught[9]368-369通过实验测试了新颖隐喻的比较形式和范畴形式哪个更贴切易懂。
实验结果显示，新颖隐喻的比较形式和范畴形式在适和度上都是恰当的。在1—10 分的测评中（其中10 分是最恰当的），新颖隐喻的两种形式各自的平均分均约6.5 分。这表明，这些新颖隐喻的范畴形式和比较形式并无二致。这些数据表明，新颖性就适和度而言未表现出对明喻的偏好；
新颖隐喻也有力证明了较之范畴形式，新颖性不会更偏好比较形式。这些新颖隐喻在范畴形式（M＝6.5）中比在比较形式（M＝5.2）中更恰当，该结果与隐喻生涯假说完全相反——隐喻生涯假说认为新颖隐喻的比较形式应比范畴形式更贴切易懂。
上述实验证实了新颖隐喻在比较形式和范畴形式中都是适切的，那么这两种形式哪个更易解呢？Glucksberg 和Haught（2006）[9]371通过实验测量了新颖隐喻在两种语法形式中所需理解时间。实验中既用了Bowdle 和Gentner 原始的、未修改的隐喻句，也用了修改后的隐喻变体。要求实验对象在电脑显示屏上逐个阅读句子，当其想到一个释义时就按响应键。列表句子中一半是隐喻形式，另一半是明喻形式；
一半是Bowdle 和Gentner 的原始句子，另一半是修改后的句子。
结果表明对于原始的、未修改的句子，比较形式（明喻）比范畴形式（隐喻）更易理解，平均反应时间分别为3318 ms 和3786 ms，相差468 ms。Bowdle 和Gentner 实验测得的平均反应时分别为2872 ms 和3245 ms。然而，对于修改过的句子，结果完全相反。范畴形式（隐喻）较之于比较形式（明喻）更易解，平均反应时间分别为4535 ms 和5171 ms，相差636 ms。隐喻类型与语法形式的交互高度可靠。
随着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人类会借助表具体事物的语汇来隐喻式地表达抽象概念[28]。隐喻在对一系列抽象事物进行概念化的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须臾难离的重要角色[29]。Glucksberg的认知神经隐喻观从语境、“名词-名词”组合的成分相似性、隐喻理解原理、隐喻认知模型以及隐喻与明喻的关系五个维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隐喻理解。1）Glucksberg 通过实验证实了字面语境与非字面语境在隐喻理解中均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只要提供最小适切语境就足以及时准确地理解相应隐喻。另外，语境有助于消除歧义，但辅助信息的内在运行使用机制尚无定论。2）“名词-名词”概念组合可通过关系链接、属性构造和糅合三种方式进行解释。听众或读者选择策略的一个决定因素是成分相似性。一般来说，来自同一个自然或相对熟悉范畴的两个概念被认为是相似的。当两个名词彼此相似时，属性构造和糅合是首选策略。当两个名词不相似时关系链接则成为首选。Glucksberg 研究证实成分相似性与属性归因无关，每当修饰语的显著属性归因于中心名词的相关维度时，属性归因即有可能。3）隐喻理解必然涉及隐喻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欲表的非字面意义。Glucksberg 等用实验推翻了传统的标准语用理论，证实人会自动识别理解非字面意义，即使字面意义在语境中完全表意。4）比较观认为，理解“X 是Y”形式的隐喻一定要转化为“X 就像Y”明喻，然后通过比较X 和Y 的属性来理解明喻。范畴观认为隐喻具有属性而非比较，无须借助明喻便可直接理解。一个隐喻性断言可用直言或明喻的形式进行转述：X 就像一名屠夫，可表达为X 是一名屠夫，但未失去其原意。其中，规约隐喻能否像新颖隐喻一样理解仍存疑。5）为了描述隐喻主题和载体间的交互，心理语言学先后提出了属性比较模型和属性归因模型。属性比较模型认为隐喻中的主题词和载体词都是指其常规的字面指称物，理解隐喻的第一步是识别隐喻所隐比较，完成后便可通过寻找两个概念的共同属性来解释该隐喻。比较观依赖的一个关键假设是隐喻和明喻在本质上是相等的，隐喻总可被释为明喻。要把隐喻理解为一种比较，隐喻须能用明喻形式来表达。交互属性归因模型认为隐喻载体是指一个隐喻范畴，它包含了主题的字面指称物。隐喻载体作为一个属性范畴来描述隐喻主题，提供了可归属于主题的属性。6）隐喻载体的双重指称功能使其具有多义性，既可指抽象的上级概念，也可指该范畴的基层范例。隐喻生涯假说认为新颖隐喻总是作为比较形式来处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反复使用，出现了从比较到范畴化的转变。Glucksberg 通过实验证实了该假说的漏洞。
认知神经隐喻理论解释了隐喻的深层运作机制和认知原则，为隐喻意义的解读提供了全新理论视角。认知神经隐喻研究为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提供了科学数据，弥补了其他理论对隐喻意义构建和解读的不足，必将取得长远的发展。然而，就目前认知神经隐喻理论的发展而言还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认知神经隐喻理论融合了生物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和语言学等诸多学科，从该理论兴起发展至今也才不过三十载，学科交叉融合的深度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其次，认知神经隐喻理论更多的是在理论层面上探讨大脑神经网络的隐喻认知机制，在脑科学、心理学、神经科学及解剖学方面的实验证据还相对匮乏。不过令人振奋的是，随着功能磁共振扫描分析（fMRI）、脑成像等新技术的加持，我们已经观察到了隐喻刺激下大脑神经元联通的情况，为认知神经隐喻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科学证据。展望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学科深度交叉融合，认知神经隐喻理论必将得到更多科学证据的支持。当然，广大学者需要进一步验证Glucksberg 的认知神经隐喻观中所涉观点和理论的真伪，不断推动认知神经隐喻研究向纵深发展进而提振当代隐喻学研究迈上新台阶。随着认知神经隐喻研究的不断向前推进，认知神经隐喻理论已经在神经语言学研究、人工智能研究以及病理学研究等方面崭露头角。譬如，在人工智能领域，认知神经隐喻理论在帮助机器成功识解人类语言方面就发挥了关键作用。研发人员通过相关技术手段在电脑中置入必备的语言神经机制和人类日常知识库并将其转换为可以操作的隐喻语言识解程序符号可以有效地帮助机器模拟人类大脑的隐喻信息加工方式，轻松识解人类语言。再如在病理学研究领域，神经隐喻理论在脑损伤患者的康复治疗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自闭症、脑损伤、失语症、精神分裂症等患者是病理学的主要研究受试群体，脑损伤患者的损伤程度和损伤位置的不同，会对隐喻的解读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基于此，认知神经隐喻理论可以从理论上指导脑损伤患者的康复工作。
总而言之，人类的神经认知机制把控着人类的感知和活动，也推动着其概念体系和理性模式的形成，因而理解自身神经系统的活动是上升为理性的基础[2]131。Glucksberg 的认知神经隐喻观为我们进一步知晓、深度认识隐喻提供了一条崭新的路径和思路，极大丰富和拓展了当代隐喻学的研究领域。当代隐喻学研究方兴未艾，发展任重道远。在当代隐喻学的新视域中，隐喻不再是一种平行于夸张、顶针、共轭、移就等的传统辞格，而是人类核心的认知和概念化机制[30]。笔者相信在众多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今后的隐喻认知研究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一定会取得长足进步，成果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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