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姗姗
(福建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12)
尽管身处“遗忘的时代”，依然难忘西班牙内战。每当文化失忆的时刻再度来临，或依稀又现“盖世太保的阴影”[1](P171)，海明威的名著《丧钟为谁而鸣》总在帮助人们重返历史、抵抗遗忘。轻轻拂去遮蔽视野的历史烟尘，耳畔再次响起娓娓细语:“那是一场非比寻常的战争，它呼风唤雨，曾经让毕加索画笔愤怒，让聂鲁达的诗篇流泪，让加缪的心口淌血……”[2](P11); 细细抚摸海明威的思想脉博，眼前顿又浮现一段文坛轶话并勾联起一个历史公案，或许探寻其蛛丝马迹的一个微观课题研究，既具有还原真相的历史意义，也具有鉴往知来的现实价值。
分裂是20世纪30年代西班牙共和国的宿命: 它诞生于分裂之中并终结于分裂之时。1936年2月，左翼联盟“人民阵线”在竞选中击败右翼反革命联盟“国民阵线”上台执政。共和国“整个国家机器遭到破坏，国家权力躺在了街头”[3](P72); 政治改革急迫无序，社会矛盾交互激荡; 受压迫民众亟盼改变现状，“巴塞罗那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过早开始索取过多的东西”[4](P136)，既得利益者却将任何改革都“视作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开端”[4](P序2)而剧烈反扑，致使新政权步履唯艰、险象环生。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在西属摩洛哥发动军事叛乱，右翼反动势力吹响了全面反攻的集结号，西班牙内战爆发。自此，两个西班牙在对峙，一个西班牙在哭泣。
分裂的西班牙遇上了分裂的西方世界。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直接出兵帮助佛朗哥屠杀西班牙人民，而西方民主国家却冷漠旁观。美国宣称“中立”，英法等欧洲国家奉行“绥靖政策”、签订“不干涉协议”。可是，“美国也许是中立的，但德士古已经参战了”[5](P306)：德士古公司向叛军运售了350万吨汽油，通用和福特提供了12 000辆卡车;英国让佛郎哥使用直布罗陀的电话线; 葡萄牙则为其提供港口、电话及铁路。只有“西班牙共和国反而买不到武器”，成了西方列强所谓“中立”“不干涉”政策的实际受害者。内战期间，“整个西班牙人民遭受三十三万外国正规军的侵略……西班牙成了欧洲法西斯实验新式武器及战略的战场”[2](P35-36)。
与冷漠不义的西方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同仇敌忾的共产国际和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在西方民主国家眼中，西班牙内战“似乎还只是一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争斗，一场反映了——并被快速归入——全球意识形态的冲突”[4](P作者按Xl); 热爱和平的世界人民却已警觉法西斯分子“他们的胃口是要鲸吞全世界！”[2](P44)共产国际则把支持西班牙反抗法西斯看作“这是进步人类的共同事业”[4](P60)。遥远、贫穷的墨西哥最先伸出援手。苏联是唯一向西班牙出售武器的国家。同时，来自五十三个国家的四万多名国际志愿者参加了保卫西班牙的战斗。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也深深“爱上了这片浪漫的土地和热情的人民”[6](P译本序3)。1937年3月，海明威以记者身份来到被围困的马德里。他满怀胜利的期待，却无奈发觉战争的天平正不断向法西斯军队倾斜。1938年3月1日，愤怒、焦躁、失望的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观景庄”里奋笔疾书，于是，“知晓一切将以失败告终的气氛弥漫在描写这场战争的最著名小说——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该书出版于佛朗哥获胜后的第二年”[5](P6)。
正是这种弥漫在作品中的悲观气氛，让这部小说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受到激烈的批评。有人谴责海明威“弱化了苏联对西班牙援助的重要作用”，以及他对马蒂“恶毒的……个人攻击”，并认为这部小说只是“一则标榜世界主义的爱情故事”[5](P433)。阿图罗·巴雷亚1941年在英语杂志《地平线》上批评海明威“他没有西班牙人的信仰，未曾体验过他们的生活，也不曾经历过他们的痛苦，他只能根据自己眼中的西班牙，在自己的想象中塑造这一切。”巴雷亚觉得，英雄之所以会在小说末尾牺牲，“并非出自故事的内在必然性，而是因为欧内斯特·海明威无法真正相信他拥有未来”。巴雷亚用他这篇文章的标题发泄了心中的怒火：“这不是西班牙，而是海明威”[4](P338)。
同样一部小说，有人从中看到了“乐观的”海明威。巴雷亚则从弥漫其中的阴郁气息里读出一个“悲观的”海明威。巴雷亚的嗅觉是敏锐的，但敏锐中带着偏执。海明威一旦借用约翰·堂恩的布道词作为书名，便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悲剧基调。小说描写的是1937年5月底历时三天的一场战斗：三月，政府军刚取得首都东北瓜达拉哈拉大捷;现在，戈尔兹将军正筹划向首都西北瓜达拉马山区的山上防线发动一次战略性攻势，以期扭转整体战局。国际纵队战士罗伯特·乔丹奉命赴敌后深山联络民兵游击队，要在总攻打响时炸毁一座铁桥，切断敌援军后路。刚取得一场大捷，最好连着一场胜利：共和国和它的支持者迫切希望喝彩，“继续为共和国喝彩”[5](P268)。但海明威在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三个故事，却弥漫着特殊的情绪，言说着另类的意义。
1.一曲爱情的悲歌。海明威端了一杯未经细酿的爱情琼浆，却让一对年轻人啜饮得如饥似渴。不避众目，也无惧洞外山区暮春的严寒——就像维特根斯坦所言，“如果所有生活在一起的人都处在爱恋中，那地球会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7](P247)。乔丹每次见到玛丽亚便“喉头梗塞”；
一听说“我们的身世是一样的”，姑娘双眼就“突然变得饥渴、年轻、有所企求”[6](P71)；
仅仅三天的热恋缠绵，便要互诺牵手、托付终身……这让批评者从中看到了力比多的威力和“一则标榜世界主义的爱情故事”。其实，海明威并未如此浅薄，他似乎在言说：“我们生在一个十分艰难的时世”[6](P397)，世事如此荒唐又如此自然。
在这里，时间成了焦点。游击队营地女主人——热情善良的比拉尔为乔丹看了手相，也许“知道时间的一切含义”[6](P184-185)，执意鼓动玛丽亚勇敢地追求幸福、享受爱情。卡尔·克劳斯说过，“一个被解放的女人是一条奋勇上岸的鱼。”[7](P359)见面当晚，玛丽亚便钻进了乔丹的睡袋。她害臊、她哆嗦、她在哭。在她看来，“时间的含义”就是抓住这个机会去洗刷耻辱、净化身子。几个月前，民防军枪毙了她的父母(父亲是受人尊敬的共和党人村长)，而长枪党党徒却割去她的辫子、羞辱并轮奸了“赤色尼姑”。
“外面夜晚冷冷的，睡袋里绵绵暖意”。乔丹更清楚“时间的含义”。于是，两个热恋青年“合二为一”，“结成了对抗死亡的联盟”[6](P288-289)。黎明催征，看着表针行走，他“搂紧了玛丽亚，想延缓时光的飞逝”[6](P408)。多想从战场上全身而退，给受苦的姑娘美好的婚姻。可死神将让他失诺负情，纵是英雄也伤感恋世:“真不愿就此退出战斗……世界是个美好的地方，值得为之战斗!”[6](P503)诀别时是滔滔不绝的对话:“美人儿，听着。我们不能到马德里去了。”“不，我和你一起留下。”“别哭，不管你到哪儿，我总跟你在一起。”[6](P499)……这生离死别、声声悲鸣，让人揪心撕肺。
海明威的一支毒笔，哪配书写美好的爱情。他不愿让人分享“世界主义爱情”的实惠，一曲爱情悲歌只为诠释“时间的含义”。因为，在西班牙，这里过多充斥着阳刚之气。海明威选取一个时间的维度并借助一个爱情悲剧，聚焦的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西班牙妇女解放问题。他要告诉世界: 在这里，尽管新宪法赋予妇女前所未有的权利，但就像乔丹终究未能解放玛丽亚，共和国同样无法兑现解放妇女的承诺，人民还在受苦，妇女正遭受蹂躏; 现在，时间就是一切，拯救西班牙刻不容缓。
2.一个堕落的战士。在游击小组头领巴勃罗身上，除了开裂过的鼻子和嘴角以及“那道横过上唇和下颌的刀疤”透出凶悍，“在他的阴郁神情中有着一份忧伤，使罗伯特·乔丹忐忑不安”[6](P10-13)。他对军事情报部和总参谋部的命令公文不屑一顾, 并且不同意在这里炸桥。当妻子比拉尔挺身而出，一帮狼性战士一致拥护，巴勃罗才勉强表示赞同，随即又偷走爆破器材阻止行动，并带走2匹战马擅自离队。临战前，巴勃罗又意外带回5个民兵和5匹战马参战;为了给自己队员留足撤退所需马匹，在炸桥后又残忍枪杀5位同胞。
在复杂多面的巴勃罗身上，海明威试图透视一个无政府主义民兵堕落的灵魂和蜕变的轨迹。这曾是一个血性汉子和英勇的战士。现在的巴勃罗却变得狡诈凶残、丧失人性。在海明威笔下，他的阴郁忧伤、堕落蜕变，既因道德的重负，又迫于现实的困境。西班牙内战中，“几个世纪以来被压抑的社会对立情绪也在此时爆发，人们心中的怒火化为了狂风暴雨般的杀戮”[5](P52)。巴勃罗为家乡起事时的滥杀无辜而后悔。但忏悔无法改变本性，也无助于克服现实困境。
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让共和国民兵感到绝望。海明威忧伤的目光看到了巴勃罗的无奈：残忍、贪财、酗酒，一切都是因为“人们不敢望向未来”[4](P78)。此时，海明威探索的目光已经跨越时间领域进入了道德的维度，他要告诉世界: 无论社会革命还是战争冲突都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并潜藏着巨大的道德风险; 从巴勃罗的现实困境中可以看到西方民主国家所谓“道义禁运”的不仁不义，因为它实际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并让潜在的道德风险变成了现实。当代学者为海明威的这一观点作了详细注脚:“整个西班牙内战期间，共有超过49000名平民在共和国控制区被杀害”，“国民军控制区的死亡人数更多：约15万。”[5](P90)
3.一场悲怆的战斗。一座铁桥伴随轰然一响断落河谷，乔丹及其战友宣告完成了任务。但在海明威看来，这只是完成了一次战斗，却并非赢得一场胜利。尽管乔丹足智多谋、战士们英勇善战，但代价过于惨重。本该是一次奇袭巧战，却因巴勃罗想阴使坏而一波三折; 倘是游击队装备先进并有充裕兵力，许多勇士都可以全身而退。然而，为了5匹战马，巴勃罗却枪杀了5位战友;圣地亚哥的游击小组偷回3匹马儿却付出6条鲜活的生命。敌人用飞机、大炮对付常规武器，并残暴地割下他们的头颅。炸桥战斗中，埃拉迪奥牺牲了;“安塞尔莫扑倒在白色的石路标后面”;“费尔南多仍然背靠山坡躺着”[6](P480)，将长眠于此; 最后，撒腿飞奔的战马终究没能跑过坦克的炮弹——罗伯特·乔丹与战马一起坠地不起。英雄坐在地上，将与西班牙的红土地融为一体。海明威以歌当哭：“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他们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2](P41)但英雄入土、壮士不归给人以悲怆之感，也使有限的战果黯然无光。
海明威焦急的目光始终跟随着安德烈斯的脚步。乔丹让他夜闯封锁线，给戈尔兹将军送情报：进攻的消息已经泄露，敌军正严阵以待，共和军处在危险之中。安德烈斯历尽艰辛到达共和军控制区却意外遭遇道道关卡、种种非难。当三三编队的楔形机群呼啸升空——进攻的信号已经发出，戈尔兹将军“难受得反胃”:“我们完了。跟以往一样。”[6](P463)本以为一次奇袭反攻可以为共和国壮威解难，却适得其反。假如情报顺利送达，炸桥行动可以取消，游击战士乃至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牺牲全可避免。可是，我们“赢”了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役。
海明威愤怒谴责只讲政治不顾战机的政客，并认为让泄密者——“这个市井负贩当上旅长的人都该枪毙”[6](P388)。此时海明威探寻的目光已经从受难的人民转向了共和国的更大隐忧: 军队效率与国际政治问题。他既看到“西班牙政府的效率极其低下”——比如将“枪栓另外单独存放”[5](P61)，也看到骄横的马蒂政委和“发福了”的政治记者卡可夫[6](P386)。无论何时何地，也不论评论的对象是谁，海明威始终与西班牙共和国感同身受、休戚与共: 这是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的痛苦。海明威始终认为，对于外人——包括西方民主国家的精英和其他一些政客、军人，也许“政治比人民更重要”，但他们——西班牙人、马德里人——“则是为了生存而战”[4](P80)。
要是回到对小说结尾非议的问题，便会觉得，亚历山大在《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中说的一句话很适合巴雷亚:“愚蠢的阿古斯，目不转睛却视而不见。”[7](P374)巴雷亚用新闻审查官警惕的目光过度纠结于海明威的悲观情绪而不问其因何而悲和为谁而悲，以致既误解了他的思想感情又轻视了他的行动能力。
1.即使不赢，也要战斗。这是海明威的行动纲领，他不来都不缺激情和行动能力。海明威对于西班牙“有种他人无法比拟的热爱”[5](P180-181)，那是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东西”[4](P205)。他借钱募款捐赠了3辆救护车，亲自撰写剧本与人合拍电影《西班牙的土地》，还借力女友玛莎·盖尔霍恩到白宫放映，想以此将罗斯福总统唤醒。海明威早已分不清自己是记者还是战士。他曾深入敌后纵队训练营，还参与了游击队的夜袭行动。乔丹炸桥的战斗故事“这一情节正来自海明威参与过的那场由安东尼·克劳斯特领导的游击队进行的夜间远征行动”[5](P434)；
就连玛丽亚被强奸的情节也来自一个同名护士的故事[4](P335); 而且从乔丹的身上还能看到国际纵队战士鲍勃·梅里曼的影子[5](P434)。事实表明，“《丧钟为谁而鸣》的中心章节，并不只是基于小说家的想象写成的。”[5](P310)巴雷亚的指责显然过于偏激。
海明威，一个悲观的行动者: 悲观，但要行动。对峙，就是胜利。他因此欣赏内格林总理的战斗口号: 抵抗、抵抗、再抵抗。[4](P285)国民军逼近地中海沿岸，他已无心创作。1938年5月9日他重返马德里，继续入战壕、访士兵，并不顾危险上前线帮助寻找失踪的美国战士。海明威认为，对于此时的西班牙，“战争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4](P191)，停止战争更为可怕。正因此，1938年10月24日，当国际纵队宣告解散时，海明威无力地靠在墙上，嘴里喃喃自语:“他们不能这么做! 他们不能这么做!”[5](P406)人们唯一一次看到他满面泪流。
2. 因你悲伤，为你呼唤。海明威始终与共和国同喜同悲。他喜欢告诉自己的听众: “我们光荣的部队继续前进，没有丧失一寸土地”[6](P263)。尽管“他罗列的多数胜利其实都是惨败”。但他只在乎能否赢得战争，并认为共和国无须质疑。即使佛朗哥即将到达地中海沿岸，“依旧保持着彻底的乐观”[5](P372)。但在此时，他心里知道，共和国的街头虽然还打着“1938——胜利的一年——1938”[5](P359)的横幅，但共和军的防线“像纸片般不堪一击”。敌人势如破竹，世界无动于衷。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看不到赢得战争的希望。4月15日，叛军到达地中海沿岸小村比纳罗斯，“最终将西班牙共和国一分为二”[5](P374)，11月上旬，共和国的最后一击——历时113天的埃布罗河战役失败，提前宣告了西班牙内战的终结。显然，海明威的“悲观”是基于现实的清醒认识，不同于盲目乐观和极度绝望，正如国防部长普列托所言，此时，对于共和国，“一个负责任的悲观主义者比一个不负责任的乐观主义者更有价值。”[3](P870)
海明威无论悲喜都是一种战斗的“武器”: 因西班牙悲伤，为共和国呼唤。不同于奥威尔的《致敬》，他在战时报道中从不呈现“远不是共和国政府想要向世人传达的图景”，而将辛辣的笔墨留给了战后才出版的小说和“《山梁下》这篇尖刻的短篇故事”[5](P436)。他总在合适的时间扮演合适的角色: 穿上军装是忠诚的战士，脱下军装当合格的作家。毕加索用油画《格尔尼卡》再现了法西斯的兽性:“在炸弹隆隆声下，牛马惊惶地奔逃街头，人体碎肢从空中散落”[2](P396)。海明威则用一个个具像的悲剧故事，如毕加索般纤毫毕现地描绘了西班牙人民的深重灾难和共和国政权的无奈挣扎，记录了法西斯集团的残暴无良和西方民主世界的巨大不义。海明威敲响警钟邀约人们聆听哲人大家的声音。奥威尔指出:“是伦敦、巴黎、罗马和柏林决定了西班牙内战的最终结果。”[5](P435)加缪则提醒世人，西班牙让人意外地发现:“正义一方未必成功，暴力是可能征服精神的。”[2](P46)内战期间，德意法西斯直接出兵并给了佛朗哥巨额军援(史书已显示了具体数字)。而共和国只是乞求归还一个主权国家采购军火用以自卫的权利，或者仅仅要求严格遵守“西班牙应当留给西班牙人”的不干涉政策[3](P290)，尽管“一再地肯求，一再地等待”，他们却无动于衷。“西方民主阵营出卖了对民主的承诺”[2](P396)，也早忘了对西班牙民主政权诞生时的欢呼。海明威为共和国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无人是座孤岛，难说丧钟为谁而鸣[4](P140注)。用那个极富辩才的小个子皇帝海尔·塞拉西的话说就是:“今天是我们，明天就轮到你们了!”[5](P43)这是1936年墨索里尼鲸吞埃塞俄比亚时他求告无门后在国联会议上的血泪控诉。
3.立此存照，拷问良知。海明威和加缪一致认为，佛朗哥的胜利代表着西方民主世界“巨大的不义”。他要借助某种“具像”铭记这段历史，拷问西方政客的良知。本该凯旋而归的英雄倏忽落马坠地，给人强烈的视觉震撼和心理落差。乔丹慷慨赴死，就像“在七月政变中舍生取义的年青贵族”刺杀希特勒——行动本身就是一个仪式:“一个荣誉的时刻，它将被记住”[7](P331)，并给人启迪。
翻开史书，便会知道，当年西方的民主精英和新闻媒体一如今日，喜欢“完全围绕着有倾向性的原始资料构建了其反共叙事体系”[3](P序19)。他们因此既误读了西班牙内战和共和国政权，也误读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他们恐共反共，以绥靖政策和隔岸观火应和着到处散布的西班牙“将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愚蠢谎言，他们把共产党人描绘成政府和国家的主宰者，以此播下猜疑与不和的种子”[3](P888)。其实，在西班牙，“真正的危险并不是隐藏在一场精心组织的共产党的暴动中，而是隐藏在到处盛行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中。”[3](P161)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共和派政府不是一个赤色政府”[3](P960)。但西方民主国家始终不信“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与封建愚昧残余之间的战争”[3](P180)，也不承认西班牙内战并非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为“国家的独立而战”[3](P1 015)。
内战史家博洛滕指出:“英法两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反共立场”导致其奉行不干涉政策，“对德意参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3](P序21)。他们怀着浓重的意识形态恐惧，把共产主义视为主要威胁，并将德国作为欧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但正如丘吉尔所言，“当德国政府谈论与英国的友谊时，它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归还它以前的殖民地，而且我们还要同意，对我们来说，它在中欧和南欧拥有自行其是的权力。”[3](P148-150)法西斯果然得寸进尺、肆无忌惮：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进攻波兰，并想鲸吞全世界。事后人们在不断地反思：假如共和国有足够的武器并继续抵抗数月，假如西方国家在内战伊始便联合阻止德意法西斯，可能就不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不会付出五千万生命的惨重代价，至少西班牙人将不需要忍受佛朗哥36年的残酷独裁统治。还可以回溯得更远：假如当时没有“好事的贵族”，魏玛未必颠覆，犹太人不必赴死。因果不可分割，事实无可否认。正如博洛腾所言:无论英国史家如何不愿承认，“但是，证明英国协助怂恿纳粹政权、鼓励德国军国主义崛起并且纵容德国入侵东欧的证据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3](P序27)后来，罗斯福总统也坦承武器禁运政策是“一个严重的错误”[5](P424)。但他回心转意已经来得太迟。海明威用一个英雄的悲剧故事拷问西方民主精英的良知，他们应当扪心自问:“警笛响起之时，为何我没有唤醒自己？”[5](P440)
嗜睡不醒，皆因“鸦片迷醉”。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未能“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缴械投降”[8](P序1)，反而拆穿了西方政治精英的面纱:“意识形态”是他们共同的鸦片。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他们如同“一只陷入自己理念巢穴的可怜的动物，以为那个巢穴就是整个世界”[9](P37)。他们习惯“用意识形态术语来进行经济和外交这两方面的争论”[1](P234)，是地缘政治考量与意识形态纠结让西方民主国家在西班牙内战中共同缺席了正义，美国还让参战的林肯兵团勇士长期背负“早产的反法西斯主义者”[5](P426)的恶名。
在西班牙内战巨大悲剧语境下，任何赞歌都只是插科打诨，唯有悲剧才振聋发聩。海明威将凝聚着敏锐思想的阴郁目光，献给了西班牙也献给了世界。一个经典的结尾——确切地说是一部悲剧小说借助于它——绑定了一部悲剧历史，让读者回望过去并瞻望未来。它引领人们意外发现:“我们的过去隐藏了太多丑陋的、永远无法补偿的不公”[7](P28)，而“未来可能只是过去的一个略微修改过的版本”[7](P404)；
它提醒人们警钟长鸣：由于“人们可以调和各种利益，但无法调和各种哲学”[1](P144)， 意识形态争斗一旦成为“一场无法结束的战争”[3](P267)，世界便需要持久的警示。于是，罗伯特·乔丹便成为一个“永恒的战士”，海明威也便是“永远的海明威”。
若汤因比预言不谬，“历史再度处于动荡之中”[1](P181)。当有人将强国竞争转变为一场“圣战”; 当有人模仿“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领袖”的口号，在国与国之间强力推行尼伯龙根式的忠诚; 当政治在单边和霸凌主义逆流中加速回归霍布斯式的原始状态……人们应当立刻记起加缪在1945年的警示:“在欧洲大陆一角笼罩着的阴影再次提醒我们，造成内战的原因依然存在，而我们以为它已经消失; 就如九年前我们以为内战还没有开始一样，是我们在一错再错。”[2](P379)就像20世纪30年代，欧洲如今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必须重新思考哈贝马斯的命题: 在美国霸权形象已经消亡了它的道德权威的当下，是在“志愿同盟”的框架中继续依附于华盛顿，还是相对自主地谋求“重建西方”[10](P82)。因此，正如史家佩恩所言，重新认知西班牙的内战史，“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欧洲政治精英“非上不可的一课”[3](P序38)。倘若不能正确认知这段历史，不仅还会缺席正义，甚至可能助纣为虐。对于世界各国，认知这段历史也并非毫无意义。它告诫世界，无人是座孤岛，难说丧钟为谁而鸣；
面对野蛮霸凌行径，应该同仇敌忾，大声说“不”。它还提醒人们，不要堕入“理念的陷井”，再走“结盟——对抗”的老路。它的巨大风险从战后东亚一个主权国家——依靠“实在的敌人”来防范“潜在的对手”——的尴尬处境中可以看出。人类面临太多挑战，需要建立命运共同体，它不是政治军事联盟，也并非意识形态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