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禹 郭佳誉
贵州财经大学大数据应用与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要求。随着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我国的产业结构由“一二三”正向“三二一”过渡。产业结构优化可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方面，数字经济的到来会使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间的紧密程度、资源的高效利用，不合理的产业结构会阻碍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而当前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仍存在一定的问题，如成本高、劳动力素质不高、能源消耗大、创新程度低并且对外来的关键技术依赖性过高，第一产业的结构单一化以及第二产业滞缓都会阻碍产业发展[1]。另外，资源环境制约加剧，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特别是在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也应不断地做出调整，不可盲目追求规模和速度，应当更注重效益和品质。因此，产业结构战略既是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的钥匙，又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质量第一、效益优先”的方法，在谋求产业总量提升的同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数字技术如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5G等不断融合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2]，并且由此延伸出多元化的经济模式，进而形成“新四化”经济。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跨界融合促进了产业变革，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力。因此，探索研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联系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最早是在1996年由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提出来的，早期这一概念常被认为是信息通信行业与电子商务的结合体，并且认为是未来的大趋势，但是没有将数字经济进行量化[3]。产业结构最早则由周振华提出，并将其概括为质和量两个方面[4]。刘川[5]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内涵、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要想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通过嵌入上下游价值链或者建立新的价值链，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转型。目前数字经济的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还处在初步阶段，相关文献研究较少，大多集中在信息产业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方面，且主要是定性的分析，缺少定量分析。
数字经济产生于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之后，依托于现代的信息网络，对网络上的信息和相应的网络技术进行整合，以实现公平与效益相统一的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成长程度高、传播广泛、波及范围大，可以促进生产方式、发展模式和管理方法深刻转型。
当前，中国的数字产业化总体上保持增长态势[5]，2019年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约为7.1万亿元，在GDP中的占比已经超过了7.2%，同比上升11.1%。分析显示，我国的数字产业中软件产业以及互联网行业占比小幅升高，而电信业和电子信息制造业占比有所下降[6]。产业结构升级工程是指利用行业内部的各种产品要素，以及行业内部时间、空间、技术层面的交叉转化，进行产品要素提升、产业结构优化、产品附加值提升的系统工程。经济主体与经济客体的对称关系是最基本的产业结构，是产业结构提升的最根本动力。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上升时期，在产业结构并不完善的情况下，数字经济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内驱力，数字经济赋能生产，提高生产效率，实现了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转型[7]。工业数字化属于数字经济融合部分，在传统工业产业中融入数字信息技术，提高了工业产品数量和制造效益，是企业数字经营中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产业结构要想实现升级需要解决以下问题：产业发展技术水平较低，自主研发能力薄弱，产业集中度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发展模式简单粗放，资源瓶颈阻碍产业发展。
我国的人口基数大，具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占主要地位，如果不能有效地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作用，可能导致大量劳动力外流，引发就业相关的问题。在历史上，有的国家将传统产业转移到国外，然后聚焦发展先进产业，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可以走这样的产业结构升级道路。中国则很难复制这种模式，必须高度重视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不仅是由国情所决定的，更是发展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产业升级的机遇。
制造业是我国的产业经济支柱，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传统的制造业是粗放型经济管理方式的代表，只求经济发展，却忽视了技术创新，关键技术对外依赖程度高。而现今高科技才是硬实力，在智能设备发展与应用过程中，为了达到制造业快速发展的目的，就一定要找到其与数字经济产业的连接点，逐步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打造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数字经济产业与制造业相互渗透的基础。此外，制造业也要充分应用数字技术，通过应用互联网和大数据获取大量信息，从而确定生产导向，降低生产成本，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在新一轮技术变革与工业转型的背景下，数字化转变将成为我国工业转型的一项主要任务。在新冠疫情期间，制造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数字化在疫情防控与复产复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8]。我国2009年已实现3G、大数据、云计算和其他技术的全面商业应用，从3G到5G、从互联网到物联网代表着信息技术与商业的完美融合。就应用结果而言，在过去的10年中，新的商业模式和形式层出不穷，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线上线下本地服务、在线众包、互联网金融等。还有一些现有经济模式的数字实现形式已经更新，如共享平台这种模式在工农业时期就存在，但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其被赋予了更多的可能性。就目前而言，中国的数字化变革或新模式、新商务形态的产生，大多存在于消费和金融领域。制造业作为我国经济贡献度很高的行业，转型升级尤为重要，其数字化转型具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大和多元化政策支持的特点。5G的广泛应用促进了新一代信息网络的发展。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结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无论是5G网络的应用还是人工智能的普及化，都为信息技术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在未来，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智能工厂、无人驾驶汽车、远程医疗等都将需要一个低延时、大容量、高速率的数据传输网络。目前，中国正在领导新基础设施的发展，这不仅符合世界科技革命的趋势，而且为深化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消费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9]。除了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还需要多元化的政策支持，如信息化、国际化、5G +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数据驱动、价值重构与科技创新等。数字化的终极目标就是降本、增效，而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同样如此。产业结构的数字化转型升级能助力企业提升核心竞争力，这是时代给予的机会[10]。
我国一些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如集成电路以及高端芯片领域也面临着重重阻碍。面对这些阻碍，我国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方案积极应对。要突破技术瓶颈，加强薄弱环节，需要加大对科研的投资，解决关键问题。同时，配合体制改革，提高技术的自主开发能力，加速技术迭代优化。
目前，随着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大数据、智能互联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出现了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转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科技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不但可以赋能传统制造业，也可以推动其以新形式来突破新界限，实现新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要向数字化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数字资源。数字资源是当今社会的重要资源，体现了数字即信息、信息即价值、价值即财富。这场以人、数据、机器和资源之间的互联为特征的新型工业革命，正在逐渐模糊物理和数字、工业和服务之间的界限，为高效和环保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数字经济产业隶属于高新技术产业范畴，高新技术产业是科技高速发展的代表行业，不仅渗透力强、覆盖面广，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与其他产业跨界融合的过程中，带来新的产业变革。
本文从数字经济本身、数字经济与产业融合以及政府治理的角度3个方面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扩大数字经济发展范围，实现高质量数字经济发展。构建并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万物互联。数字经济的广泛发展与应用可以加快经济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是经济稳步提升的基础，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均衡发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11]。第二，加快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升级。采用数字化生产方式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如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出水平；
利用数字技术建设传统产业互联网平台，大力发展智能工厂与智能仓储，提升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数字化与智能化水平；
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加快数字服务业发展步伐，以及与传统产业的融合[12]。第三，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政策规范数字经济的管理和应用，通过大力宣传，提升有关部门和人民群众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认识，加快先进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
数字经济对工业革命的影响深远，这对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13]。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具有丰富的市场资源，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背景下，数字经济不断融入新的领域，以创造更多的可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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